韩秉哲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有什么问题？|俞明峰访谈

来源：头条浏览：0 2022-12-30 02:51:01

今年，“元宇宙”可能是技术和产业领域最热的词汇。不仅互联网巨头(如荟)雄心勃勃地开始围绕元宇宙进行商业布局，国内外许多高校、科研机构也设立了相关专业和研究所。

但是，虽然各种元宇宙的定义可能看起来像跳蚤，但似乎没有人能明确说出它是什么。人们还没有明确技术的基本轮廓，但已经开始利用该技术的隐喻展开对未来的想象。这本身似乎是最大的隐喻。我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技术中，但技术定义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大多数想象。

技术已经像空气一样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大多数人对我们及其关系一无所知。在新著《还原与无限》中，同济大学青年哲学学家余明锋认为，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技术误读。也就是说，技术仍然主要是人类的工具，即使在学者中，这种误读也很难被打破。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共同培养博士，慕尼黑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翻译在《敌基督者》《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等中发表了多篇论文。

元宇宙只是我们身处的“技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技术已经成为将一切回归数字计算的思维方式，成为社会运营的主要原则。从这条线索来看，许多哲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和研究。例如，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了我们今天的处境。福山和这几年非常畅销、流行的韩炳哲也就技术和人的关系进行了论证。

采丨刘亚光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被余明前线认为是“技术时代”中的社会。《还原与无限》是余明锋写的《技术时代》三部曲的开篇，与“技术工具论”式的误解不同，余明锋将“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存在定义为19世纪以后现代世界全面展开的原动力。在这里，技术深深嵌入资本和政治系统，牵扯到每个人。技术成为一切回归数字计算的思维方式，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要原则。 2020年《人物》杂志引起公众话题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可以认为是反映这个“资本-技术-政治”系统如何运作的最佳例证。

尼采曾在自己的《漫游者及其影子》上提出过“机器批判”。他指出，尽管现代技术在精致上远远超过古人，但文化影响可能会带来人的“下降”，生产出更多的“小儿子”。尼采的预言可以说领先于时代100多年。如果说尼采生活的19世纪西欧，电报、打字机、火车、照相机的发明给人们带来了拥抱新时代的喜悦，那么，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克隆仿生等诸多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反思以摆脱这种焦虑的哲学，今天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疑问和被边缘化的危机。

在余明锋看来，这是技术时代哲学必然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技术时代要求对无处不在的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另一方面，由“资本-技术-政治”体系主导的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是无限高效的增长，这与哲学的“沉思”背道而驰。学派哲学家宏伟的理论建构越来越脱离实际，失去了市场。人类生存境遇和总体知识形态的变化，呼唤着更多新哲学形态的出现。

在哲学在技术时代显得无能为力的背景下，韩炳哲似乎成了“异类”。这位韩裔德国哲学家用短小精悍的“小册子”讲述了现代人的郁愤、爱欲、网络上的只言片语，用巧妙的隐喻做出了先知般的判断。当今社会由福柯的“规则训练社会”转向了“功绩社会”，由“剥削他人”转向了“自我剥削”。一时间，韩炳哲似乎成为了那场成功变革的哲学家，引领着包括东亚社会在内的全球阅读热潮。

余明锋认为，对韩炳哲等人最切身的生活经历所进行的“社会病理学”分析，确实顺应了技术时代人们对哲学的需求，也值得今天的哲学学者学习。但下一个问题是，只对一种生活现象的诊断，是否是当今时代哲学反思的极限。他认为，“韩炳哲热”面临的争议也在这里。如果最终不从现象回到与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对话，“社会病理学”分析也可能失去生命力。

《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作者：余明锋，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8月

技术时代：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根本生存环境

新京报：《还原与无限》的定位是哲学导论，但与大多数哲学史和以多个哲学基本问题为框架的哲学导论相比，主要以“技术”为基点展开内容。你为什么认为技术是现在人们接近哲学的这么重要的话题？

余锋：也许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导论》主要针对我自己的写作计划。这本书是我《技术时代》三部曲写作计划的第一本，后面有《感知论：技术时代的认识论》和《拯救现象：技术时代的存在论》两本书。这本书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开一个口子，当然，对读者来说，也有反思我们自己熟悉的生存状况而不是真实的知识的导论意义。 “哲学导论”是对哲学的开启，而不是对历史哲学理论的普遍介绍。

关于技术问题，首先，《还原与无限》不仅是技术，还意在讨论以资本-科学-技术三位一体为本质的“技术时代”。其次，选择这样的视角是因为它构成了我们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存境遇。但我们也看到，仿佛世界必须是这样，它构成了哲学反思的恰当起点。

新京报：近年来，中国掀起了阅读韩炳哲的热潮，他的理论也大量应用于文化、社会现象的分析。有学者认为，他的文章总是从现象出发，批判性地发展现有的理论，这其中可能存在着希望文生主义或牵强附会的问题。你觉得这个评价怎么样？我们常说让哲学“讲人”，哲学问题和日常语言之间确实有“翻译”难以逾越的距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难题呢？

余明锋(我认为韩炳哲关于文章特点的概括还很准确，他更多的是从现象而不是哲学史上的命题来思考。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中国非常缺乏这样的思想家。即使我们有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群体，像他这样能提炼出有说服力的概念，提出现实关怀的真正问题的人也太少了。这是我们应该向韩炳哲学习的。

要理解韩炳哲这样的哲学途径，还必须谈当前哲学的基本形态。粗略地说，尼采以后，哲学基本上放弃了体系的构建。之所以这样说，根本上是因为哲学的反思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人类知识体系的语境中。今天的知识体系和过去人类的知识体系大不相同，这种差异其实也和我讲的技术时代有关。那么区别在哪里呢？一句话，是科学的目的，不再朝着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发展。科学讲究资本，讲究技术，最终落实为技术的实现和资本的回报，社会效率的增加，而不是对永恒问题的追问。现在，科学关怀的第一位是“实践”而不是“沉思”，而且这个实践越来越具体化，知识门类越来越细分。目前的知识形态使得今天的哲学难以用旧的方法建立黑格尔式的体系。我们有必要寻找新的反省之路。

《黑镜》第三季的剧照。

新京报：这让人想起书中提到的笛卡尔的再认识。我觉得以前写《第一哲学沉思录》的他主要强调“沉思”，你觉得他其实有很强的“实践”面。从古希腊时代的“艺”传统，到你提到的现代社会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其中有技术理解的“古今之变”，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技术越来越脱离人自身的劳动，另一方面，技术是从科学引导向科学的。这一技术地位逆转的根本转折点是什么？笛卡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吗？

余明锋：首先，在技术时代我把它分为广义和狭义。从广义上讲，整个现代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技术时代，但现代早期的知识规划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狭义上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资本-科学-技术结成三位一体的形态，这一时期西方开始超越东方，将这一秩序扩展到世界。

接下来谈谈笛卡尔。是为了挖掘技术时代的思想基础。朋友可能会问，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真的能决定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吗？我认为社会现实的具体发生绝不是在哲学家的脑子里进行的，哲学对社会的干预微乎其微，社会的变化有非常具体的原因。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运作、具体技术的发展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思想在较长时间段内发生的潜在隐含作用。笛卡尔的想法已经成为我们后来者不言自明的想法。例如，以主客二分的观点看待自然、数理实验的自然观，特别是将世界还原为数学计算的还原论。例如，在颜色问题上，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往往对这个问题持还原论态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颜色就是波长啊。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看到的不是波长，而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波长。那里有区别。

韩炳哲的“社会病理”分析，

缺乏语境对比

新京报：技术时代的哲学已经不同于过去，那么今天的哲学有什么理想的拓展方式？

余明锋：我认为尼采以后的哲学，“社会病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与过去的系统哲学相比，这些哲学多针对与我们日常经验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尼采的“老小”诊断、海德格尔的“常人”、福柯的纪律教训等。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在体验。我个人认为，韩炳哲是典型的“社会病理学家”。现在，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他都有相当大的读书市场。这是有理由的。他的作品通常不会和你围绕着思想的圈子，而是直接谈谈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问题。现代人的疲惫、倦怠、社会和背后的原因，现代人为什么失去爱欲，这些都非常令人感动。

近年出版的韩炳哲的作品。

新京报：的确，韩炳哲善于用隐喻表达哲学论点，同时也习惯提出新概念。许多学者指出，他的新说法本身的合理性令人怀疑。例如，从“教育社会”到“功绩社会”，这一转变是否存在值得怀疑，可以继续谈下去吗？

余锋(总体来看，韩炳哲的诊断有准确的一面。他基本上是以我们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原型的，所以我想对我们国家一线城市的读者来说会有共鸣，特别是在西欧社会。但其中的问题是，他可能夸大了“新现象”的影响，对这个社会依然存在的19世纪以来的问题谈得很少，重视不够。例如，我们现在有走向“功绩社会”的征兆吗？当然有。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全面从规训社会进入了功绩社会，这个诊断就有点夸张了。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规则训练的普遍存在。

接下来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不能继续留在韩炳哲身上。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多哲学家面临的“困境”——可能包括我。我们一方面想让哲学更有活力，更面对现实，甚至部分面向公众；另一方面，哲学的鸡汤化必须小心。与大家的精神混乱有关这当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哲学家还是需要保持冷静，即哲学终究不能成为社会病理学。社会病理学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哲学能真正提出现实关注的问题，但哲学不能只是在各种社会病理中旋转。

我认为这也是韩炳哲的缺陷。也就是说，他的社会病理学诊断是有洞察力的，但深入挖掘思想史传统，重提哲学永恒的问题是不够的。这部分可能和他这本小册子的写法有关。同样，有点讽刺的是，我觉得他的这种文章本身就很符合他诊断的社会病理。在加速时代，每个人的时间所剩无几，大家都沉迷于韩炳哲的小册子，但对更重要的大部分不感兴趣。这样的小册子还可以继续写下去，而且始终与大众的感知同步，我想大众读者也应该会继续受到启发。但如果不在此基础上重新提出哲学问题，深入探索人类永恒的问题，哲学就会简化。

《精英的傲慢》，作者： [美]迈克尔桑德尔，译者：曾纪茂，版本：漫游者|中信出版社2021年9月

新京报：在提到韩炳哲的业绩社会批评时，他指出，业绩掩盖了历史语境下曾经具有的正当性维度。也就是说，它首先作为福利分配的正义原则而存在。我想起最近备受瞩目的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其中也讨论了所谓的“优秀成绩主义”的问题。但是，正如你在书中所说，如果机会均等得不到保障，绩效就不是正义。对桑德尔卓越成绩主义的批评也是如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优异成绩本身，而是机会不平等。你怎么看成绩主义的问题？现在的批评有这样的偏差吗？

余明锋(关于表演的问题，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相关。举个例子来说吧。例如，大学教师每年都面临大学绩效考核的问题，可能会有因考核不合格而被降职或解聘的老师。这让人心不安，扭曲了很多东西。但是可以取消评价吗？如果取消这个评价，会怎么样？我们的各种审查出现了没有客观标准的问题，恐怕效率低下，也不会变得更公正。

其实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许多学科特别是福利经济学开始系统地讨论所谓绩效社会的问题。绩效这一按才、按绩分配原则总体上符合分配正义，也对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合理化论证。当然，正因为表演已成为二战后社会的基本原则，韩炳哲的批评才能如此动人。

但是，真正应该反省的可能不是单纯的业绩本身，而是业绩的基本前提。首先在机会均等、机会不均的前提下谈表演的话有点狡猾。比如说，高考是分数决定的，但学区不同，孩子接受的教育水平天壤之别，表面上的公平就掩盖了不公平。其次，重要的是要有退出机制的保障。表演社会的关键在于优胜劣败，此时必须保障所谓的“被淘汰者”，让他有最基本的福利，让他重新开始。对这个表演社会本身来说，它也可能持续很久。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是非常现实和重要的问题。

由此可见，韩炳哲的绩效社会批判是以西欧社会为模式的，所谓机会均等和退出机制的问题，实际上这些社会做得确实很好，在这个时候谈绩效社会批判尤其合适。当然，中国现在有这么多人对绩效社会批评产生了共鸣，这表明我们也部分进入了这类问题的语境。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语境的比较中去理解韩炳哲。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的剧照。

需要“精英”式的哲学反思

新京报：在书中讨论尼采的章节中，我们还提到尼采的机械批评严重警告了我们年代的许多现实。例如，智能手机的进步不仅使人更加自由、聪明，反而使人“堕落”。然而，这种技术批评论调常常让人难以避免质疑，这是否是一种高度的精英主义。其实如果每个人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技术问题，主动选择“陷入技术”，那他们不就是“我们想象”的不自由吗？

余锋：这其实是一个被称为现代社会的自由承诺的问题。现代社会给了我们每个人自由的愿景，但远远偏离了这一点，各种系统陷入了更大的不自由。我认为这个诊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批评中是否存在精英主义的问题上，有必要区分所谓的“假精英”和真正的精英主义。假精英大概只是一种身份标榜，真正的精英主义代表着我们追求的价值，是正面的。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有批评的态度，就完全否定一切精英主义的追求。如果我们的生活陷入了被奴役而不自觉的状态，我们不应该有切实的反省吗？如果说这是精英主义的话，那就是必要的精英主义。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要详细谈论这种“自由的束缚”，光靠哲学肯定是不够的。哲学只能提供一个反思性的眼睛。真正完整的社会病理学诊断，离不开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例如，探讨加速社会这个问题，就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证分析一个年轻人一天具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许多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从第一代阿多诺，到后来的哈贝马斯，都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加快社会进程的批评。哈特穆特罗萨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四代传人，他的研究也是社会学。

余明锋翻译的尼采及相关研究书籍。

新京报：尼采说，把超人和“小儿子”分开的一个重要点是看“痛苦”的态度不同。这其实与韩炳哲对“透明社会”的批评也很相似。现代社会无论是从技术的发展还是制度的完善，都在致力于消除痛苦和“断点”，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无可抗拒。智能手机屏幕制作成我们可以快速滑动，我们希望点击外卖平台就能收到……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痛苦的含义？很多人认为这是“辛苦就是福”论调的翻版。

余锋：首先，这是尼采最侧重现代人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批评点。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一直致力于减少痛苦。 ——实际上并不一定减少了痛苦，可能带来了更大的精神痛苦，但至少我们的价值观总是指向减少痛苦。这时，我们为了理解疼痛的价值，一开始强调可能确实有“感谢痛苦”的毒鸡汤的味道。但是，这是误会。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我并不是说无差别地肯定一切痛苦，也不是对自己“寻找虐待”毫不在乎。首先，要反对用“人生痛苦减少，幸福增加”的还原主义苦乐观来思考人生。经济学中有“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其哲学基础其实是英国的功利主义，强调苦乐计算。但问题是，把人生完全化为单纯的苦乐计算，这无疑是人生现象的过度简化。另外，人生的苦乐，本身也说不清楚。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本身是基于智力的抽象。

另外，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追求一定包含着自我超越和克己的维度。例如，写一本条。那一定要忍受和克服很多痛苦。很多东西都要放弃。我们必须肯定这样的痛苦。这种包括自我超越之苦在内的生命理解，内在着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性”。韩炳哲过度强调现代社会的“肯定性”，尽管很少提到黑格尔，但从黑格尔那里也可以理解。黑格尔是最强调“否定”的思想家。如果我们着眼于生命意义的追求，而不是肯定自己超越了内在的痛苦，我们倾向于消除生命中所有的否定性。这恐怕是对生命本身的巨大误解。

人类的世界不仅仅是智能的世界，

还有精神世界

新京报：紧身衣是《后现代状态》，把当今时代的技术问题归结为一个“算法”问题。它不追求生命的本质，而恰恰要绕过本质问题，把一切还原为数学。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了AI作画小程序风靡一时的现象。这里的问题是，AI作画与人类的作画不同，前者是还原论的创作，后者是真正的艺术。这实际上不就是技术问题吗？如果技术足够发达，能填补两者的距离吗？ “两者有区别”只是人类的执念吗？

余明锋：这可能也是我们在未来几年里不断反问自己的问题。从有趣的角度来看，人类应该欣然接受AI取代人类的事实，认为这是人类这种变态的进化，人类的使命已经完成。特别是一些“超人主义者”将尼采的超人学说和现代技术进步主义联系起来，论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但我们尤其需要纠正的是，尼采实际上并不这么看。转基因等各种人类功能强化技术，表面上看似乎超越了人类自身，正在走向超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信奉尼采所说的“老小”的价值。这在书中详细分析。 “超人类主义”超越的并不是“人本主义”，而只是以技术手段取代了传统人本主义实现其目标的文化手段。

《后现代状态》，作者：(法) (让-弗朗索瓦莱奥塔尔，译者：车槿山，版本：守望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AI画画是最近备受关注的现象，但首先要明确语法和思维上的误解。 AI没有“制作”画。它只是在计算，其逻辑是“绕过事物的本质”，把事物的本质当作黑匣子来对待。 AI不需要理解艺术，通过计算符合人类对艺术的某种模式化理解即可。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人类也放弃了对事物的本质理解，放弃了对事物的追求，相反，用AI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自己，我们会觉得，不仅是有肉体的计算机，其实爱、美、艺术的理解也只不过完全可以还原为智能计算

这是非常危险的误解。人的世界不仅仅是智能的世界，而是包括智能在内的精神世界。如果说——也有与AI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的话。人类未来的最大危险之一是从单纯的苦乐计算和单纯的智能操作中了解自己，以机器为模板了解自己，我认为人会被视为不完美的肉体机器。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剧照。

新京报：写《技术时代三部曲》，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出“非还原论”的世界观。在你对“还原论”的批评的基础上，可以谈谈这个观念为什么可能吗？

余明锋(简而言之，非还原论的构想是从“感知”中重新唤起对最基本的世界现象的好奇心，它针对的是刚才提到的两种危险性。人们不断地用苦乐计算和纯粹智能的思维来看待自己。这在过去媒体的“元宇宙”热潮中也有所体现，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完全是一个0-1的代码模拟。其中的简化不能省略。人的基本感知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概念化和隐喻化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历史性和文化性，本身具有流动性和一定程度的可塑性，不能简单地数字化。以刚才列举的颜色为例，颜色会转换成波长，但如何剪切波长并命名，关系到我们的语言和文化选择。

例如在爱斯基摩人那里，你可能不关心我们关注的大多数颜色，但特别关注各种“白色”。据说他们的语言里有十几种关于“白”的语言。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对“白”有着极其丰富的感知，并相应地发展了相关的丰富词汇。我们的感知有概念和隐喻。这个隐喻的部分实际上被传统哲学大大忽视了。这是我在《感知论》中想重点谈的问题。总之，当世界简化为可计算的机械体系时，人类也生活在机械系统中，成为机械的一部分，感觉不到多少人性的温度。只有在通过感知打开了丰富世界的水平之后，我们才能再次恢复世界的温度，让世界对人性趋之若鹜。

采写/刘亚光

编辑/张婷

校队/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