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的历史演变答案，创立海权论并成为世界

来源：头条浏览：0 2022-12-27 00:52:01

原作者| [英]安德鲁兰伯特

摘录|徐悦东

《海洋与权力》，[英]安德鲁兰伯特著，龚昊译，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海权”是如何作为文化论述出现在历史进程中的？

约翰罗斯金对威尼斯海权的毁灭要追溯到当地哥特式建筑被取代的时候。这是罗马、拜占庭、阿拉伯、意大利的建筑风格和从大陆进口的帕劳风格相结合的建筑风格，适合建设海事相关的建筑。这一选择反映了更深的文化潮流，在失去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之后，这一潮流引导这个城邦向其他方面集中。他确定了所有海权中出现的主题。是一个包容性政治、商业在公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普遍反对君主国、热衷于征服和统治的霸权国家。

霸权威胁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堂，这些威胁至今仍能在英国读者之间引起共鸣。最重要的是，海权是为贸易而战。近代，英国凭借自己的两栖部队强行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就像威尼斯人利用第四次十字军建立了他们的海上帝国。不管他们个人的宗教观点如何，威尼斯领导人都有精密的“计算”。如果违背他们的信仰，“威尼斯的核心是战争，而不是崇拜”，国家能获得什么样的经济优势？在为他所属时代撰写的文字中，罗斯金指出，威尼斯的衰落是随着贵族统治的结束而开始的，并因个人信仰的丧失而加速。

在此之前的两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延迟，但“海权国家”的概念被追加到了英语词典中。乔治格罗特( George Grote )在他的不朽著作《希腊史》 ) historyofgreece )第五卷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英国正在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格罗特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将英国和雅典的海权联系起来。和他同龄的人不会无视那个。他在书中首次使用了“seapower”和“thalassocracy”这两个术语，格罗特直接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了这些术语，并将其写入《牛津英语词典》 ( oxfordenglishdictionary ) 他用它们把现代英国人的兴趣和模范雅典国家联系起来，呼应了希罗多德认为雅典有意识地成为“海洋强国”的观点。

十年后，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进一步发展了罗斯金的观点，围绕“作为艺术品的国家”这一命题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文化和权力进行了权威分析。布克哈特运用“构建身份”的概念，分析了当代早期的意大利国家。他们俩都认识到“选择”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国家身份容易改变，并不是固定的。罗斯金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那种充满海洋气息的文化中，选择关注威尼斯，而土生土长的巴塞尔人布克哈特则将目光投向了佛罗伦萨。

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上校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 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 16601783 )。在书中，他做了一个比较无聊的尝试，试图对海权的构成要素进行分类。与罗斯金和布克哈特不同，马汉没有触及海权的灵魂，而是停留在战略层面。他把这个希腊术语分割成——“sea power”——这个短语。因为没能援引威尼斯和英国为祖国提供海权( seapower )的先例。它们太小太弱，特别是太海洋化，不能作为崛起的大陆超级大国构建自己身份的参考。相反，马汉喜欢罗马共和国的海军力量，罗马是大陆军事帝国，致力于统治那个半球。他提出的经典模式不是迦太基海权的崛起，而是罗马军事力量的毁灭。

同样，他在现代世界为美国找到的榜样也不是英国的崛起，大陆强者法国粉碎了脆弱的海权对手，未能在波旁王朝、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统治下成为新罗马帝国所需的海军优势。马汉希望他的同胞们明白，法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糟糕的战略选择，而不是大陆的身份。因为他意识到美国将继承罗马的衣鉴而不是英国。

对于想学习策略的学生来说，马汉可能是更好的导师，但罗斯金对待海权的方式比他复杂和重要得多。他用雄辩的文字创作了宏伟的作品，考察了威尼斯的建筑及其海洋帝国相互交织的历史。罗斯金没有把海权问题作为一种选择来对待；他把它看作威尼斯伟大时代的根本品质。选择很久以前就进行了。他认为推罗是这样，我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是这样。

罗斯金将英国并入“海权之链”，通过威尼斯将英国与《旧约》中最富裕的城市联系起来。这种海权的传承有明显的目的。衰退的前景始终困扰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这个大国，人们普遍担心国家已经达到了荣耀的顶点。这也是一个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社会。像罗斯金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读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war )。他认为这部史书是“世界重要的悲剧”。和乔治格罗特的历史巨著一样。在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世界统治的空前盛况中，罗斯金正在寻找国家的灵魂。他为祖国担心，在他的余生里，担心使他的笔一次又一次回到威尼斯、文化和命运的主题。

《威尼斯之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整个大英帝国中，无数威尼斯哥特式建筑的建成，把先锋所建立的海权概念构筑成了英国特性知识的核心。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被美国海军上校的直接辩论和无聊的散文吵醒，上校才突然发现，他因向英国人讲述至少300年前所知道的事而闻名于世。

伊凡艾瓦佐夫斯基的《九级浪》

罗斯金和马汉都在古代历史中追寻着海权的踪迹，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古希腊智慧的成果仍然是探索战略、文化、身份和帝国海权意义的基础。从那时起，这个主题就经常出现在雅典人的讨论中。这并不是因为雅典人发明了船，进行了航海，组建了海军，建立了海洋帝国，而是因为他们分析并记录了这些现象产生的想法和历史，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讨论了它的含义，创造了第一个海权大国。他们明白海权文化是雅典政治、经济发展、艺术和身份的核心。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成为海权国家比组建海军要复杂得多。

“海权”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海权”这一构建的国家身份和“制海权”这一海军强国的战略。马汉把来源于希腊语thalassokratia的“seapower”一词分割成一个短语，提高其论点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他改变了这句话的原意。一直以来，“海权”一词指的是选择强调海洋的国家，通过有意识地构建海洋文化和身份，确保海洋控制带来的经济和战略优势，充当大国。

海权是海上的帝国大国，通过控制海上交通获得凝聚力、商业利益和控制力。马汉创造的新短语只是指拥有足够人力、财力和港口建设的海军国家对海洋的战略使用。这个是必要的。马汉的目标是说服当时的美国人组建昂贵的海军战斗舰队，因为美国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不是海洋国家。 1890年，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权大国，但马汉注意到，大陆军事强国法国由于其糟糕的战略和政治选择，最终没能打败英国。英国这个经济、人力资源有限的海上王国并没有崛起为一个海权世界帝国。他既劝同胞不要重蹈法国的覆辙，也不是效仿英国。美国太大，太大陆化，不可能成为海权国家。他强烈主张建立控制海洋的战斗舰队，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要遵循美国通常的海军战略。也就是说，将舰队只用于商业攻击和海岸防御的策略从未阻止或击败英国。

这形成了他的书的结构，解释了为什么马汉以1782年为结束。因为此时，法国舰队的胜利确保了美国的独立。 1781年，当格拉斯伯爵( Comte de Grasse )的船迫使英军孤立和投降约克镇时，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不可避免的后果。马汉想让他的美国同胞们了解拥有管理性战斗舰队对国家安危有何影响。他仔细衡量了制海权对陆地而不是海洋的影响。当美国采用海军强国战斗舰队模式时，马汉将焦点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在下一部著作中，他强调了英国在崛起过程中拥有多么强大的海军力量，并提醒他的同胞们，霍雷肖纳尔逊( Horatio Nelson )是一位模范海军领袖。

马汉认识到，英国通过战胜法国波旁王朝获得了统治海洋的权力。这发生在1688年“光荣革命”引进了建立海权国家所需的政治和财政工具之后。包容性政府集中管理中央手中的财政，决定如何通过政治谈判征收税款，并根据海军的战略优先次序继续给予海军资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海洋贸易优惠。这些都是有意识的选择，有意呼应了其他海权大国的建立过程。英国和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一样，通过积极构建以海洋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成为海权国家。

这一进程由政治选择推动，当权者利用国家资金建设控制海军及其所需基地，确保通过海军和陆地建筑、精心挑选的船只及其宗教之间的联系，传递船只和建筑物出海权利的核心信息。他们在海边建寺庙，以此作为醒目的航标和导航信标，用海权艺术装饰他们的公共空间——，营造独特的文化形式表达他们的差异化意图。这种有意识地精心打造的身份，传播到了政治精英和利益相关者以外的地方。流入了大众文化、陶器、硬币、涂鸦、书籍、印刷图像和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

这些产出大多由国家赞助、认可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强调了方案对国家的意义。在更广泛地流入共同体之前，这种文化得到了以海洋为生活中心的人和爱好开放政治的人的支持。然后，那个积极地传播了。从古代的推罗到大英帝国，硬币在整个贸易世界传达着海权信息，利用船只、神灵、权力的形象来表达对大海的所有权。由于海权国家本质上实行寡头政治，这些选择反映了讨论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所有海权国家都有大胆坦率的反对派，强调土地、陆军和农业不言自明的优先顺序。该反对派通常由贵族和社会精英组成，是维持海权国家存在的政治话语中的重要部分。

修昔底德就是这样一位贵族，他在阐述海权的战略影响时，也对海权的政治后果提出了重要批评。只有在政治国家准备维持它的时候，“成为海洋权力”的选择才可能继续。 1672年，约翰德威特( Johan de Witt )的悲惨命运强调了这样构建的身份是多么容易被推翻。多年来，德国的威特塑造和领导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海权共和国，最后，他在海牙的大街上被那些试图恢复传统君主统治的人撕得粉碎。五个国家是如何制造这种身份——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不完全相同，即使共同的核心要素——和六国的尝试为什么失败的考察证明了这一过程，但这一过程是由政治驱动的，在经济上

大陆军事超级大国不是海权国家，海洋在它们的身份中只是一个边缘因素

“海权国家采用的制海权战略”这句话很容易混淆这个单词和这个短语的意思，但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目前，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掌握着制海权，是拥有海岸、金钱、人才的任何国家都可以行使的战略选择，但这些大陆军事超级大国并不是海权国家。大海在他们的身份中至多只是边缘因素。

通过对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五个海权大国的综合分析，探讨了海权文化和身份的性质和重要性。这个团体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陆上大国，古代的洛托斯和近代初期的热那亚这样的海洋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海洋帝国。这五个国家都创造了海权的身份，利用先锋的思想和经验——，公开承认他们是借来的知识债务。该小组在促进贸易、知识和政治宽容方面做得比他们的陆上同事还要多。他们形成了足以定义现代西方世界的全球经济和自由价值观。

俄罗斯对海权应对最明确的象征是位于卡兰施塔特的要塞建筑群，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防建筑群。

大部分海权国家的目录比这本书列举的还要长，给拥有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帝国这两点带来了不适当的重要性。波斯等大陆大国拥有这两样东西，但获得它们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基本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文化是陆地和军事的，将商人和金融家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太大、太强，无法从海洋身份中获益。 “海权身份”表示国家承认自身相对薄弱，因此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不对称优势。

以1890-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为例，即使现有大国获得了海军和殖民地，也不能改变维持庞大陆军和继续以欧洲大陆为政策导向的基本战略和文化现实。正是这个大陆逻辑推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古代王国、罗马共和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班牙帝国、波旁王朝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大陆霸主德国和苏联的议程。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的海军革命必然失败，并决定了现代超级大国是陆上帝国。

今天，马汉定义的制海权掌握在西方手中。这是一个由自由民主的商业国家组成的联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并采取集体行动保护海洋贸易免受海盗、冲突和动乱的影响。战略制海权必须由美国提供，但从英国和丹麦到日本和新加坡，这两三等强国共有海权身份。这些国家全力参与全球贸易，异乎寻常地依赖进口资源，并调整文化以适应海洋活动。海洋是民族文化、经济生活和安全的中心。

海权身份仍然是举国参与海洋事务的问题，是为那些与生俱来的——乃至其存亡相关的——一旦失去海洋交通控制就会受损的国家所制定的定义。这个定义包括神话、感情和价值观，所以无法进行正确的计算。长期以来，海权的文化遗产笼罩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自由贸易国的集体身份之中。受到害怕变革、包容性政治和自由市场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学者来说，它仍然是重要的分析资源。

海权国家不强大，正因为弱小，才集中在海上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马汉创造的短语“sea power”——是拥有海军的国家所能做出的战略选择——改变了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由表示身份变成了表示战略，削弱了把海权作为文化来理解的能力对古希腊人来说，海权是主导海洋的国家，而不是拥有巨大海军的国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thalassokratia》中描述了作为文化的海权。希腊所有国家拥有的海军加起来也没有波斯海军多，但波斯仍然是陆上强国。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海军力量打败了雅典，但它永远不会成为海权。

但雅典是海洋的权力，这一身份的深层文化含义解释了与斯巴达冲突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斯巴达要与波斯结盟，并利用其胜利迫使雅典成为正常的大陆国家。海权文化所具有的颠覆和破坏稳定的性质，把追求平等的民粹主义政治与海上商业、帝国扩张和无限好奇心联系起来，吓坏了许多评论家。柏拉图( Plato )的反感很明显，孔子( Confucius )也是如此，修昔底德的担忧虽说表达得更微妙，但同样清晰可见。这些反应强调了跨越政治、经济、社会和战争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区分了海权国家和大陆强国。

海权国家并不强大。正因为软弱，才专注于海洋，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荣选择了不对称的重点。此外，海权身份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任何政治组织的文化边界都由家庭、部落、信仰、土地和财产决定，所以海洋的身份不同寻常、不自然。不是地理或环境影响的结果。海权身份的创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通常是对自己弱点和脆弱性的自觉反应。海权身份可以让国家成为大国，但即使大海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现有大国也不会选择成为海权。法国有许多海军和一些海外殖民帝国，但从未获得过与欧洲扩张和大陆军同等或更高的重要性和优先权。

有些小政体受地理位置、人口、经济生活的影响，几乎没有委身成为海洋国家，在这种身份中，总是有自觉的选择。但是，这些国家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有限。古代的海洋国家，那些弱小的贸易政体，利用它们临海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技能来防止和改善对大陆帝国的吸收，或者使这种吸收变得那么难以忍受。米诺斯凭借其岛屿优势创造了神话般的海权( thalassokratia )，而海洋国家腓尼基只能通过政治技术和适时的让步来保护自己。只有当你置身于大陆列强之间的水域时，海洋国家的运作才是最有效的。在普遍的君主国和国家间贸易微不足道的时代，它们变得无关紧要。

包容性政治和海权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通过海洋传播的开放政治意识形态是海权国家武器库中最重要的武器。这些观念吸引了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挑战僵化的专制制度。雅典为了建立帝国而传播民主主义，斯巴达和波斯对此感到惊讶。雅典选择海权身份后，很快就以近乎神话的米诺斯海权为先锋，避免被贴上新奇的标签。塑造这些国家的观念本质上是相同的。雅典和迦太基从腓尼基这个开拓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但后来的人都很珍惜雅典人的争论和迦太基的悲惨命运。

雅典之所以成为海洋的权力，是因为它面临着来自普遍君主国波斯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忒弥斯有能力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改造雅典，用政治文化手段统一它成为海权，建立目标明确的海军，最终建立支持其财政的海洋帝国。这个决定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雅典已经经历了民主革命，这个城市通过合作制定决策机制和对外行动的回报，释放了一直以来潜藏的力量。结果，雅典人口迅速膨胀，依赖遥远的黑海麦田，因此更容易受到海军封锁的威胁。雅典人通过投票做出了这一与众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身份在希腊世界中变得越来越独特，他们对变革的过程和方向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公元前466年，当雅典两栖部队在攸里梅敦河( Eurymedon river )击溃庞大的波斯舰队时，他们展现出的技术、侵略性，以及——最重要的——，扩展了民主野心，震惊了斯巴达人，解放了埃及毕竟，斯巴达军队、波斯黄金和雅典的傲慢摧毁了这个海权国家。两个胜利的大陆强国瓦解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消灭了舰队，使雅典成为人工岛，巩固了海权身份的长墙。海权和陆权不同造成的威胁，罗马毁灭了海权国家迦太基。因为那是一种根本不同的、具有深刻威胁的文化选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迦太基不再是军事强国，但罗马人读过柏拉图。他们知道真正的威胁来自文化。

考虑到这些竞争中陆地和海洋国家的战略权重完全不成比例——海洋国家缺乏人口、领土和大规模军队，更大更强的大陆竞争对手对海洋国家的恐惧需要解释。答案是文化上的。海权是一种依附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这主要指实行寡头政治的共和国，它们的开放制度挑战着君主专制政体和与它们同时代的大陆国家中的社会精英僭主。这种包容性的模式非常重要，只有通过政治宽容调动一切人力和财政资源，弱小国家才愿意与规模更大、军事更强的对手竞争。这样的政治现实使以军事力量、被占领的土地和被统治的人口来衡量实力的帝国式的国家陷入了恐慌。对这些国家来说，包容性政治，无论是寡头共和还是民主政，都是混乱和变革的可怕前兆。大陆列强的理想解决方案是建立全球君主国。只有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

海权国家正在反抗这个帝国霸权。因为除此之外，只能卑躬屈膝，眼睁睁看着经济利益和身份消失。港口和思想将被关闭，不再用于货物交换和观念交流。维持海军力量——是海权国家最主要的战略工具——所需要的成本很高，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服务于资本和商业利益，商业依赖于舰队的养活和舰队的保护。这些担忧迫使海权政治家们结盟，共同反对霸权国家和普遍君主国及其指令性经济。当它们的安全得到保障时，海权国家将海军力量的经济负担转移到海外商业帝国，向贸易征税以援助舰队。

海权身份有明显的限制。那些弱小的大陆国家即使成为海权，也会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容易受到陆上军队的攻击。岛国有多种选择，海洋带来安全、贸易和帝国。古代的克里特岛( Crete Island )开发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网络，拥有强大的海权文化。它的商业、码头、划桨，还有数不尽的油脂丰富、有助于增强大脑功能的海鱼，都是这一文化的表现。

古代的海权本能地寻求与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雅典人哀叹他们的城市位于大陆之上，离大海有点远。为了推翻这一现实，米特克里斯建造了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 Piraeus )的“长墙”——斯巴达，并立即发出了警告。这表明整个希腊世界都理解他的意图。海权爱岛，但本书力求避免粗糙的地理决定论。只有一个海权大国完全是岛国，那是1707年以后的英国王国。剩下的海权大国包括威尼斯在内，都是通过从与大陆相邻领土获得的资源实现这一地位的。同样，在1867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帝国尽管在岛国拥有强大的海军，但没有成为海权国家。日本是一个专注于征服大陆的陆军强国。海军用于确保与朝鲜、满洲和中国中原地区的军事交通。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观察到的，用批判的眼光来看，海权国家的建设是一件艺术品，通过国家文化的镜头来观察是最好的理解。随着国家走向海洋，它们的艺术、思想、文学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传播海洋形象、文字、概念、价值观的作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与其他海权3354不断接触的影响，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性的。但在身份形成过程中，凹透镜成像是比模拟更有效的机制。与海权相似的国家不会威胁其生存。国家认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或许是为了应对大陆霸权国家野心带来的生存威胁。

对荷兰共和国来说，这些霸权国家首先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然后是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作为构建的身份，海权需要不断更新和重复。因为各种理由而忘记自己海洋身份的国家，会慢慢地确实失去海洋身份。这个身份可能会在一两代人之间消失，必要的技能也会消失。现代英国正处于失败的边缘，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大海只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但是，大陆列强很难长期保持海军力量。俄罗斯海军不间断的周期运动——诞生，暂时繁荣、衰落、重建。这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真正的循环模式——，也许证明了没能成为国家身份核心的东西会在逆境中牺牲。尽管海洋并未给大多数俄罗斯人带来困扰，但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的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的决定表明，这两次大战中要塞化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所进行的英勇防御深深铭刻在俄罗斯人的灵魂中

威廉凡多维尔为荷兰海权作挽歌：《科内利斯德特龙普的前旗舰“黄金狮子”号在阿姆斯特丹前面的IJ湾上》

海权在政治上包容、对外开放、充满活力，但它们很薄弱。弱小只能进行有限的战争，寻求同盟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海洋与陆地不同，不会受到永久的支配和绝对的支配。陆上大国总是在无限和存亡的战争中解决问题——最典型的是罗马——。因为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失去大海的统治，海权就会失败，但要打败陆上强国，就必须在战场上战胜它们，占领其核心领土。

目前关于海权起源和性质的讨论局限于一个狭隘循环的实用主义战略思想框架，该框架根据现代实践解释经典文本。举个明显的例子，马汉声称在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1817—1903 )的《罗马史》 ) historyofRome )中发现了制海权历史上的主要作用，封闭精神世界的危险蒙森生活在德国走向统一的时代。 1863年至1884年间，他在普鲁士议会和后来的德国议会任职，是德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蒙森对迦太基的憎恨可能受到了他强烈的反英情绪的影响。

他公开主张使用暴力扩大德国势力，禁止出版罗马帝国史草稿。因为它可以解释为对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对普遍君主国野心的批评。他写的关于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巨著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他对德国统一的支持深深体现在这本书里。他毫不怀疑地接受了罗马方面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看法，特别是罗马人对战争大前提的看法。罗马为了保护自己，必须抵制由狡猾狡猾的野蛮人汉尼拔领导的侵略性破坏条约的迦太基。这个敌人的形象明显与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和拿破仑三世)相似。

现代学术研究推翻了蒙森的夸张描述，驳斥了激发马汉灵感的战略课题。 19世纪后半叶美国战略家马汉愉快地重复了德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因为他们主要关注本国帝国的扩张。两个国家都是大陆国家，成立以跨海投入军事力量为目的的海军，对制海权的分析具有特殊的陆军性质。两个国家都不是海权国家。蒙森和马汉忽略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istophanes )、修昔底德和色诺芬( Xenophon )对海权国家本质的许多争论。而且，他们两个都错了。

蒙森认为，由于迦太基缺乏海军力量，无法越过地中海中部投大军，汉尼拔决定通过高卢入侵意大利，但他的看法完全错误。马汉将其作为将“海权”( sea power )等同于海军力量的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不是文化选择。蒙森认为迦太基是与罗马势均力敌的帝国。事实上，迦太基比罗马弱得多，汉尼拔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把罗马控制在地区体系内的联盟；他不想推翻这个强大的共和国，也不想摧毁它。他通过高卢进军是为了招募军队和盟国，没有通过海路运送军队是因为迦太基在意大利沿岸没有海军基地。获得这样的基地是他向意大利发动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

罗马人破坏了迦太基海权留下的记录，而希腊人的争论则从希腊化世界经由罗马和拜占庭传到威尼斯。在那里活字印刷使海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普遍财产。古希腊是16世纪英格兰海权智慧的源泉，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如巴里男爵( Burleigh )、弗朗西斯沃尔辛汉姆( Francis Walsingham )、约翰迪( John Dee )、理查德哈

迪首先用它宣传“大英帝国”成为海权的愿景，使国家的法律、领土、经济利益和海洋认同融为一体。他设定了英国海权的知识参数，鼓励别人从他的书中汲取灵感，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都铎王朝的国王摆脱了英国受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的欧洲体系的限制，同时推动了海权进入英国文化和战略。他们将伦敦金融城( City of London )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国家身份联系起来，在这个身份中击败无敌舰队成为英国“萨拉米斯之战”，此事证明了过去几十年来主张和争论的正确性。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观念的形式和焦点都在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现实，同时保持不容置疑的古代权威。

19世纪德国艺术家威廉冯科尔巴赫创作的关于萨拉米斯的寓言

这种流动性表明，需要采用长远观点来区分原有观念和后来的粉饰。维多利亚时代对古克里特岛的典型反应来自这一时期对大英帝国的假说，而不是近于神话的过去的考古学见解。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 Arthur Evans )在拿到证据之前很久就认为米诺斯王国是和平的维多利亚海权帝国。但是，在英国人确定它为海权的同时，来自大陆国家的考古学家对证据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假设。埃文斯的许多主张得到现代研究的支持。

作为思想文化的“海权”，其传播跨越了时间

毕竟，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国家改变文化的能力3354从陆地到海洋，再回到陆地。这是3354由政治选择而不是地理必然性驱动，以及海权成为大国对少数海权国家的影响。本文强调了马汉制海权——大陆列强所能掌握的战略工具——与成为海权国家的文化现实的根本区别。

对于必须与海权国家打交道的大陆军事强国来说，拥有专业海军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从波斯到苏联，这支海军的目标是摧毁海权，而不是赢得它。罗马通过将足以消灭大海权力和摧毁所有其他选择的单一罗马文化强加于人，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君主国。据迦太基人所知，这是罗马人在推进和平的同时建造的“沙漠”。

罗马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对非正统文化模式的极度恐惧。他们对海权的政治包容性和文化活力而非战略力量感到惊讶。罗马破坏的是海权文化，而不是战略制海权。文化而不是军事力量引起了罗马人对迦太基的担忧和对汉尼拔的迫害。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扎马之战结束后，罗马再也没有理由害怕汉尼拔的军事才能了。斯基皮奥( Scipio )在战场上打败了他，罗马拥有了更强的军队。他们把他赶出迦太基是因为动员人民按照民粹主义包容性路线重建国家，这与统治罗马元老院、拥有土地的寡头所偏好的路线大不相同。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汉尼拔去世。

巴里克利( Pericles )和修昔底德在海权和有限战争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作为商业资本主义国家，海权拥有比依赖土地的陆权更强大的财政资源。如果能躲在岛屿和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避免不受限制的反击，就能比敌人更有持久力，让敌人更疲惫，最后达成妥协实现和平。这就是海权用来代替“决战”的手段。决战是彻底打倒敌人的猛烈一击，大陆军事思想家们为之绞尽脑汁。

在“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有效推翻了希腊战争的逻辑，用水陆两栖战、经济战、坚持为特征的海洋战略取代了重装步兵之间短暂而激烈的陆上战斗。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一直在为解决冲突而进行这样的战斗。伯里克利被称为“克山提波斯( Xanthippus )之子”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父亲克山提波斯是雅典舰队司令，指挥两栖攻击部队在敌后梅敦川摧毁波斯剩下的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获得粮食供应，确保了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

正如朱利安科尔维特( Julian Corbett )在1911年证明的那样，海权依赖于有限的战争和海洋战略。因为这是能成为大国的唯一选择。通过集中于海洋获得了不对称的优点，但必须接受由此带来的限制。科贝特简洁的论述值得重复。那是因为强调海权的战略是海上的，依赖海军和陆军的联合作战。他大概想起了在工厂( Sphacteria )的雅典人和1759年在魁北克( Quebec )的英国人：

由于人类居住在陆地上而不是海上，战争期间各国之间的重大问题总是——除了极少数情况外——取决于你的军队能对敌人的领土和国民生活做什么，或者你担心敌人会让你的舰队对你的军队做这些。

大陆强国的武器是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试图使用这种“武器”的海权3——1689年到1713年之间的荷兰共和国和1916年到1918年之间的英国3354，即使他们“战胜”了战争，也要为他们自己的努力只有大陆列强才能使用海军推行以歼灭和无条件投降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战略。罗马采用的这种战略模式是马汉留给美国的遗产。罗马拥有战略制海权，但罗马和美国都不是海权国。对比一下形成海权国家建设过程的独特而偶然的决定，以及彼得大帝统治的俄罗斯建立强大海军国家——过程中由热衷于夺取大陆军事霸权的王朝独裁者推动的3354个决定，就会凸显出这两个概念的不同。

作为一个博学多闻的国家，海权对先例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之前就已经有人做了。他们把这个事实表达为塑造身份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敌人也擅长利用过去。海权陷入严重的文化冲突，先锋国家的思想和主张被用于解释、辩护、谴责、抵消。两个海权国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点比任何差异都重要得多。正在形成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群体。这些模式和思想跨时传播，使这种群体评价具有一致性和说服力，争论也没有结束：海权身份的重要因素作为联系和差异的重点，仍然是西方先进群体的核心。

从长期观察中最容易理解海权作为文化的重要性——海权之间的协同作用加强了从个别例子中得到的见解。此外，海权文化积累的知识以各种形式，通过层出不穷的海权流传下来。这是历史服务社会的最佳例证。海权依赖海洋活动，采用马汉制海权的不同版本作为战略选择。但是，这个战略也可以用在主要的大陆国家，不需要进行大的文化变革。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世界其他地区——从红海和印度洋到东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认识提高，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历史得到了补充，各地区的历史被统一在一起。这些历史强调了具有强大海洋身份的国家、制海权战略的运用和航海技术的惊人发展。本书把焦点放在欧洲经验上的决定，反映了我的意图。即把本文看作是对一贯的相互关联的海权国家集团的集团研究，这些国家对先锋留下的知识遗产有着敏锐而明显的认识。

1900年前后，这一经历传遍了全世界。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本质上是欧式的。本书考察的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都以欧洲过去的历史为先例，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成为或保持海权。最能证明这一论点的证据是，第一个海权大国古希腊发明了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国这一海权，使其成为第一个这样的国家，不再背负新立异的恶名，从而掩盖了欠腓尼基人的巨大知识债务。之后的所有海权都是根据这个遗产建立的。这是思想的历史，它的传播跨越了时间。

原作者| [英]安德鲁兰伯特

摘录|徐悦东

导读校对|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