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地产三线”“互联网反垄断”“教育双减”“加强网游‘氪金’管控”等政策相继出台。有一段时间，很多民营企业战战兢兢，担心监管的“铁锤”会落在自己头上。
除了减轻儿童负担和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表象之外，根本原因是这些领域与国家战略背道而驰。
科技创新才是硬道理
以互联网行业为例，在移动红利消失、垄断格局逐渐形成后，互联网巨头的角色已经从行业使能者甚至颠覆者的形象，转变为水电、煤炭等基础设施行业的角色，不再是价值的创造者，而是资源的分发者。所有的在线应用都必须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运行，否则流量或商业资源都不会倾斜，所以中小企业会成为巨头的附庸和帮手。
消除竞争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资本无序扩张、横向领域扩张、纵向空间拉长、教育、杂货购物和医疗.我只恨自己的手不够长，不够快，但本质上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太多的正面价值，只是中观环节的利润中饱私囊，并没有给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变化。我被政策束缚是很自然的。
选择性收紧监管反映了国家的战略趋势和对企业家的期望。由于过去市场经济的落后，国家不得不依靠人口红利，借助廉价劳动力和引进外资推动制造业的改善。由此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也可以支撑房地产等具有规模带动效应的传统产业，从而完成快速的资本积累和产业再投资，实现经济的蓬勃发展。
然而，中国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消失、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失衡、虚拟经济引发的泡沫、科技与贸易的国际摩擦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了变化，以往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已经无法带动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而当前的发展模式已经转变为创新驱动。
未来，科技创新是主旋律。在2021年3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科技创新被放在突出位置，并部署了专章作为首要任务。这是我国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历史上的首次，充分显示了政策端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要深刻理解它的价值，我们也可以从更长的维度去看待它。
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新周期的唯一要素
根据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并发展的Compo周期理论，自瓦特发明蒸汽机并引发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实际上在长达40-60年的经济周期中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波动，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每个周期都是从创新的技术变革开始的，比如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钢铁和铁路技术、电器和重化工业、汽车和计算机。前20年左右是繁荣时期，新技术不断被颠覆，经济快速发展。随后进入5-10年左右的衰退期，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衰退后10-15年是衰退，经济缺乏增长动力。最终将进入10-15年的恢复期，孕育下一次重大技术创新。
原则是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有其应用边界。一旦达到技术效率的天花板，资本就会按照以前的惯性，继续投资于机器的扩大再生产，追求高利润，但此时会带来产能过剩。如果此时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资本主义危机就会出现，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在
近年来国际争端和民粹主义游戏为何集中，学术术语“内卷化”如何成为网络流行术语？这一系列的国际国内社团。
矛盾问题，核心原因就在于这轮信息技术带来的红利已经快被吃干抹净了，在总的蛋糕无法做大的情况下，个体想要获取更多利益只得通过与其他个体的竞争实现，矛盾的激化可以预见。
从国际局势看，过往美国作为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发现自身发展速度放缓后，就要打压追赶速度过快的国家，首当其冲就是中国。而在一系列打压措施后，中国过去从美国获得的技术扩散红利消失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速度也开始放缓，社会内部“内卷”的探讨开始甚嚣尘上。
世界其实亟待一次全新的技术革命，来刺激经济加速进入下一轮周期发展。而信息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和网络连接、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已经为下一种科技门类的异军突起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毫无疑问，谁是此次革命的引领者，谁就能获得下一轮贸易往来与核心技术的主导权与议价权，这也是中国政府如此大力扶持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
中国急需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不是在现有条件下按部就班地组织经营和生产，而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毁灭”，以实现经济要素的新组合，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创新。
后来，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行善赚钱”是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内涵，也就是通过创造对社会有益的商业活动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也就是说，创建一个强大又美好的组织，其实正是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和贡献。这进一步将企业家精神上升至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高度上，成为企业家有别于商人的根本原因。
纵观商业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伟大的企业家，永远在追求利润之上的东西。他们身上有一些强大的使命感，有一种“活着就要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都有决心成为一名社会梦想、科技进步的责任担当者。
如今国内众多企业依然偏爱内部管理方式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投入研发新技术，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关注的仍然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没有公共层面的愿景，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又如何为中国突破现有瓶颈添砖加瓦？
为什么国家要大力扶持硬科技产业？就拿硬科技最具代表性的八个领域（光电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制造、信息技术）举例吧，这里面哪个行业龙头不是要深耕数十年才能取得如今的地位。
真正优秀的企业都是“问题导向型”，其重心在于如何解决，而非“利益导向型”。只有前一种企业家才能在四周漆黑的环境中探路之时，心中常亮着那盏明灯。十年磨剑，锋刃方成。也只有始终以解决国家、社会、产业的实际问题为目标，最终方能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商业环境之中脱颖而出、行稳致远。
结语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实际上是走到了一个结构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不转急弯”，需要房地产稳，但是在收入比例中的占比缓慢下降；另一方面，通过鼓励更多企业、企业家向硬科技方向挺进，夯实整个国家的产业基础，避免再次出现被“卡脖子”的场景。
在这场国运之争中，微观层面注定是企业乃至企业家的较量。“创新+担当”，毫无疑问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内核。如今科技大势已来，谁在裸泳，一看便知。
（文/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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