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野惹怒全网（到底该不该封杀）

东耶。s激怒了整个网络(是否应该屏蔽)

2013年，《董小姐》突然火了，因为左立在掩护快男。

也成就了最初的东耶。美国一夜之间变得流行起来，它的价格飙升。它一年举办36次全国巡演，场地爆满。

2016年10月13日，东野。s因涉嫌吸食大麻被警方逮捕。因非法持有80g大麻被判处10天行政处罚，后失踪。

直到几天前。

11日晚，因为演出被报取消，东耶。s在微博发了一篇愤怒的长文“哭诉冤屈”，引起了网友的极大不满和愤怒。

在这篇长文里，东耶。s说他忍受了五年的网络暴力，之所以之前一句话不说，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先犯了错。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它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重灾区”。

他还说虽然他吸毒犯了错误。但毕竟也是“受害者”。多年来，他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只是想靠音乐养家，但恶意的举报者阻止了他的表演，剥夺了他合法劳动的民事权利。

好像每个字都在哭着要血，没有多少人买账。

在如今娱乐圈明星的演讲环境下，东耶。s无疑是撞在枪口上的。微博的问题并没有让他达到粉饰太平的目的，只是让大部分网友觉得他反映不够，应该被封杀。

更何况他后续的回应也不理智，直接出言侮辱。

在官方评论@ Donye下。网友问他是否还觉得委屈。东耶。s直接回答说。

所以，东耶。s被微博直接封杀。

坚决对毒品说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底线。一旦被触碰，就是违法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牢记的。作为公众人物，知法犯法自然会比普通人产生更坏的影响。

基于这个原则和像Donye这样无效的公关。普通人强烈反感和排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需要把这种怨恨和取消东耶分开。s的表现。除了无效愚蠢的“惨卖”，还有什么东耶。s抱怨的主要是流程问题：

在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一场演出可以因为举报而不公示就取消吗？

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法律上是否允许，这是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对东耶的谴责。s大部分是关于他是否有再次成为艺术家的权利，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否犯了错误，是否有机会改过自新。

作为公众人物，如果犯了错误，注定要接受整个社会的道德评判。

但是东耶。s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在微博中强调自己不录节目，不上电视，不拍广告，不接受商业，只是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诚实勤奋的工作者，但偏偏他的职业是音乐。

如果东耶。s的选择是犯错后直接转幕后，那么这段话可能更有说服力。但事实是他想继续表演，这涉及到“公众人物”的定义。

但是大多数人都接受不了，把线下演唱会和普通人朝九晚五打卡的工作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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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吸毒被抓后的宋冬野，仍然过得比大多数普通人都要好，也确实不乏工作机会。

这几年内，他又陆陆续续发行了多首歌曲，更是凭借《郭源潮》在第29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作词奖。

在这些事实的衬托之下，宋冬野的这篇长文自然是难以引起网友们的共情了：你说艺人不好做，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高发区，那我们普通社畜的工作可不也是？我们996挣得还不如你的进账零头，可我们又要向谁去哭惨？

在目前的市场结构下，明星艺人的薪酬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一天208万简简单单，民众对此早已怨声载道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将自己所认为的所谓“不公平”遭遇诉诸舆论，实在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宋冬野想要申诉“不公平”，本来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到了舆论场上，公众早已经在道德上将他“裁决”了。

毒品是万恶之源，吸毒违法。这也是大多数人在道德上“裁决”宋冬野的依据。

但这些不能用来判定宋冬野的诉求在法律法规上的正义性。

2016年至今五年内不曾复吸的宋冬野，依据这些条款，是可以合法举办演出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成都的演出因为举报被取消之前，他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演出都被获准参演。

宋冬野觉得不公平的，是为何明明合乎法规，可自己的演出还是能够在举报后被直接取消，这其中的决策流程和依据并没有任何的公示。

其实，主办方为什么要取消这场演出，也是不难理解。

因为近几个月，对娱乐圈的整治愈来愈严厉。

九月，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也做出了要求：

所以说，主办方选择取消，也是想规避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宋冬野之所以选择在微博上“伸冤”，也是因为这个决策是以举报为诱因，以社会风气和道德评判为基准的，但其中缺乏法律法规上的明文依据。因此，为了保证流程的公平性，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更系统的立法与行业准则更新。

明明这些才是应该被讨论的重点。

但是现在关于宋冬野的舆论，有相当一部分偏离了重点。比起对症下药、完善现有法律，他们似乎更愿意聚焦在对于个人的讨伐。

吸毒确实有错，而作为公众人物，也确实应该受到更加严格的立法规范，但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道德标准被用在普通人身上。

当我们说出“绝不原谅宋冬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内化一套更为严苛的道德标准，是不是会有把这样的评判标准用在普通人身上的风险？

或许会有很多人反驳，但我还是想再次重申：

宋冬野可以因为吸毒被剥夺再做公众人物的权利（或许是立法可以参考的方向），但普通人绝不能被剥夺犯错后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容易被混淆的。尤其是当许多人为了反驳、谴责宋冬野，不断强调「吸毒者」的罪恶，却忽略了「吸毒者」是在整个毒品产业链中相对最被动、最受害的一环。

因此，在对于禁毒的公开讨论中，我想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炮火对准那些贩毒者和纵容贩毒的决策者。

在宋冬野这件事上，他是握有社会资源的强者，就算是被千夫所指也难博同情。所以他微博上有关吸毒者和贩毒者的言论也成了大众眼中的「甩锅」。

但他所言也并非全无依据。放在一个普通吸毒者身上来说，吸毒固然有错，可真正受害的却是他们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吸毒属于违法而不是犯罪行为的原因之一。

拒绝毒品是原则，但如果一个普通人触犯了原则，作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是否应该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谴责公众人物恶劣社会影响的同时，《禁毒法》中保护普通人的反歧视条款也需要牢记。

许多人在讨论宋冬野事件的时候，强调吸毒有罪，并且不断提及缉毒人员的牺牲，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道德鞭笞。但道德羞辱却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有社工经验的人会知道，让一个有吸毒史的人重新融入社会是多么的困难。宋冬野是幸运的，但大多数吸毒者并没有如他这般的社会资源。如果环境本身就怀有巨大敌意，那么就算有着极强的主观意志，都很难不再踏入复吸的深渊。而从这一层面上也会再次加重社会的负担。

对于每个个体共情的缺失，最后往往会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一个以人为本的法制社会，是要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规避这种损失的。

写这篇文章，绝不是想为宋冬野洗白。毒品一定要抵制，有吸毒史的公众人物也确实应当为其造成的恶劣社会印象负责。

但我们也需要探讨，如何制定更完善的法则，来达到这些目的。

但不管怎样，公众舆论都不该沦为简单的道德审判，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会割到谁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