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高丽棒子”是中国人对朝鲜人(韩国人)的称呼。多史料表明，“高丽棒子”的称呼在清代就已出现，该词汇的形成不会晚到“满洲国”时代。
清人王一元《辽左见闻录》中的一段记述：
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淫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根据王一元的说法，“棒子”乃朝鲜国的贱民，他们出身低微，常在衙署充当官役。每年前往北京朝觐的朝鲜使团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棒子”奔走服役。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完整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的朝贡使团成员名单，这些人基本由三个阶层构成，即两班士大夫、中人、仆役。朝鲜王国是一个身份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官府中的不同职务要由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士来担当。具体到出使中国的朝贡使团，其成员的等级区分也十分清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朝鲜朝贡使团中，正使、军官、折冲、打角属两班士大夫阶层。译官、御医属中人阶层。其余马夫、引路、轿子扶嘱等杂役均属仆役阶层。仆役也分两种：官奴和私奴。使团中仆役的大多属于官奴，他们役属于中央官府、地方衙门或各地驿站。
使团里，不同阶层的士人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出行上，各阶层士人便存在明显差异。两班士大夫出行可以乘轿或骑马，故随从有马夫和轿子扶嘱。中人出行可以骑马，故随从有马夫。而仆役则不能骑马，只能奔走随行。对于朝鲜使团不允许仆役骑马，令其奔走随行的严苛规定，曾引发中国士人的好奇。由于朝鲜王国身份等级制度十分严格，因此在使团出行上，各阶层的待遇完全不同。而在使团留宿驻扎时，同样体现出这种身份差别。金昌业曾记述使团在辽东凤城野外宿营时的场景：“(十一月二十八日)宿凤城，向晚起出幕外，见驿卒辈围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野外宿营时，两班士大夫和中人宿于帐篷，而仆役只能露宿野外“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此时正是辽东的隆冬时节，仆役们露宿野外时的艰苦可想而知。
仆役们的低微身份不仅体现在出行、住宿这些具体事务上，从他们的名字也能得到反映。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朝鲜朝贡使团成员名单中的仆役基本都没有姓，只有名字，而从某些仆役名字的写法来看，他们可能连汉字名字都没有。如，马夫“松罗驿子郑自卩老味”，他是松罗驿站的驿奴，他虽然有汉姓“郑”，但名字却叫作“自卩老味”，“自卩老味”其实就是韩语杂种的意思。这个名字透露出，此人是非婚生子，他的汉姓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了主人的姓。
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韩语中又如何称呼呢？这些仆役有时会被叫作“Bangza”，在朝鲜汉籍文献中写作“帮子”、“榜子”或“房子”。在韩语里，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门干活的男性仆人。例如韩国家喻户晓的《春香传》里的Bangza，就是在衙门里服役的男仆。
结合文献记载和韩语发音，可以确认王一元笔下的“棒子”就是朝鲜使团中的仆役。这些仆役也就是“高丽棒子”的最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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