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评价不高的原因，给乾隆打下了丰厚基业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位。与其他两位皇帝相比，雍正的存在感一直很低。原因是什么？

200多年来，雍正帝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受欢迎。除了近年来几部翻车的作品，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苛刻、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是一个慷慨、慷慨、善良的君主。明明是康()、雍(郑)、干(龙)时代，在时间上延续了下来，但人们只承认康干的盛世，还要从内部挖掘雍正出来，说明这个“暴君”统治下的时代绝不是盛世新时代。

好像是怕自己名声太好，雍正上任的第一个月，他就做了一件注定会让自己受到谴责的事情。——年，他命令吏部全面清查财赤和积欠，限期收回。当时，在康熙朝几十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安逸惯了的官员们被弄得鸡飞狗跳，惶惶不可终日，被忽视多年的贪污挪用公款的大坑被陆续挖开。雍正对发现的亏空进行了严肃查处，无论涉及多少亲属。有一次被革职，财产被没收，甚至被砍头自杀。

官员们吃了这么多苦头！一个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期待着救世主的降临。终于，雍正十三年，救世主降临，雍正于——年驾崩，“乾隆主”即位。连连年的日期都改不了，大救星在十二年前就下令各省免于赤字，积财积粮，立即“解决”了困扰官员多年的棘手问题。对于大量因为缺钱缺粮而被处理的官员来说，甘龙也是一个恩泽一般的降职。“各种银子都要以他的名义去追，所有的犯人都要免罪。”。有了这么大的反差，人们怎么能不雷霆万钧地赞美乾隆的恩宠，却还暗暗为雍正的严苛咬牙切齿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政策，突出了其“严酷和暴力”的性质，就是要求士绅和士绅像普通人一样支付食物。要知道，士绅和三三五四士大夫一直是封建王朝的重要统治基础，因而受到统治者的特殊优待。所谓“统治世界是为了赢得人民的心，而学者是为了展示人民，而学者的经验是为了获得人民的经验”。正因为如此，士绅阶层长期享有经济特权。比如以儒生户、官宦户的名义，不用服徭役，不用交钱交粮。然而，他们应该承担的这些负担只能转嫁给平民，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然士绅士绅普遍比平民富裕，税收负担也少，但从来没有太多的舆论批评。

然而，“胆大妄为”的“暴君”雍正，竟然敢违背这样的自然规律！从雍正元年开始，河南开始推行“士绅民中当差案”改革。雍正二年，他正式下令废儒户、废官户，禁止士绅逃离丁亮的仆从，严厉打击他们收受拖欠钱粮、扫荡官司、欺压佃户等违法活动。这个命令一出，一时间舆论哗然，让像尼图伊兹这样的读书人当差掏钱买菜，这不是要斯文扫地吗？

由此，士绅与地方官的矛盾时有发生，雍正作为斯文的腐败形象，在士人眼中根深蒂固。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现出智慧善良的形象。他即位不久就下诏“免除士绅的一切杂徭役”，恢复了士绅的一切特权，并给予他们特殊优待。于是“陋习”一扫而空，士子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忘了唤起浑浊和提高觉悟，歌颂英主，鞭挞暴君！

不言而喻，当人们把这样两个体育项目放在一起时，他们会喜欢和讨厌对方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乾隆的丰功伟绩，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管花在谁身上，只要花了，花得明智与否，花在一个地方与否，花得有效率与否，总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一方面，收钱的人自然会心存感激，另一方面，这么多钱堆积起来，也会有一些成就。此外，只要他们不在乎钱，他们就不必如此认真地打击腐败，这样官员就可以快乐。这样，执政党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党本身也会开心自在，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支出、整顿官僚主义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果不提自己的好处，也会切断别人的经济来源，很容易导致骂名。虽然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更健康，但有多少人会为此感谢你？你刚刚为下一任统治者的慷慨声誉做了一件婚纱。愿意这样做的统治者要么是太“蠢”了——没有为自己打算，要么是太“命苦”了——继承了一个几乎被掏空的家庭，以至于无法继续付出。

不管以上原因，雍正确实做到了。雍正终其一生，千方百计完善税制，提高官僚体系的效率，开源节流，壮大国力。虽然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是实实在在的。比银的数量更重要的是，

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

说到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声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虽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例如雍正时代宫廷政治斗争比较残酷等),但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对他们的印象的,还是这两位皇帝不同的统治政策和作风。应该说,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的两类领导官员,即使到今天也还颇具典型意义。

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钱花得够多,不管效率如何,总归会有一些政绩、有一些GDP的。收到钱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当然会很高兴。而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因此而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在财政状况恶化的不良影响暴露之前,他们可能也会支持这样的官员。在官员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员喜欢“宽大为怀”,一团和气,搞好“团结”,让大家都如沐春风,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既有“政绩”,人缘又好,很可能被当成德才兼备的典型,有着无量的前程。

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他们也会将其带到官员政策之中去。很明显,这样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多么好的人缘,如果没有伯乐在上,他们的前途也会比较晦暗。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澄清一点,那就是笔者并没有要全盘肯定雍正式的官员,也没有要全盘否定乾隆式的官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花钱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钱,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钱粮、兴修水利等)。同样,在官员政策上一味搞高压也不见得会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为自己树了那么多的政敌,搞得人人自危,负面作用也不少。如果想要经济社会以最优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之间有一个平衡,或是两种官员之间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员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

可是,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现有的体制下,当乾隆式的官员对人们的吸引力实在是比当雍正式的官员要大得太多了!“朕即国家”的终身制皇帝尚且喜欢当乾隆,更何况今天这些任期只有短短几年、花得又不是自己的钱的官员们呢?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今天乾隆式的官员一定要远远多于雍正式的官员。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之后,乾隆式官员的缺点就会集中凸显出来。要知道,在人人都想当乾隆的情况下,想让这些官员在决策时保持完全冷静的头脑,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廉政方面对人对己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显然是不大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