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不熟悉的。云子的父母不知道如何与听障儿童交流。云子也不知道怎么和听障孩子相处。每个人都只能不断摸索，虽然答案没有那么完美。世界上没有100个父母，只有100%爱孩子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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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芸子（化名）出生在一个汕头家庭，成为这个家的第一个孩子。

芸子的父母记得，为了教女儿学会认物，在她一岁前，他们时不时会问她“风扇/电灯/餐桌在哪里”。几乎每一次，芸子都会在听到问题后迅速指出来，并在收获夸奖后哈哈大笑。

但这类快乐的亲子互动，在1岁那场高烧后戛然而止。在治疗过程中，芸子遇上了医疗事故（药物中毒），失去了听力。而因为无法听见声音，芸子的语言习得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她几乎不会发声。

人们在讨论原生家庭时，时常会提到“沟通”的概念。如果父母有考核，沟通便是其中一道重要考题。沟通不易，而当父母和孩子分别处于有声与无声的“两个世界”，这道题就变得更难了。

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很多事情对他们而言也是陌生的领域。芸子的父母不知道，健听的自己该如何与听障孩子沟通，只能不断摸索。

而如今，芸子已为人母，有两个听力正常的儿子。在和健听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她何尝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过，他们都在努力做好这道题，尽管答案并非那么完美。

天下本就没有100分的父母，只有100%爱着孩子的父母。

6岁的时候，芸子就回到老家汕头的一家特殊学校寄宿读书，系统地学习手语。

尽管也会心有不舍，但是芸子的父母认为，这样的氛围更适合女儿的成长。在那里，同学和老师都是用手语交流的，芸子能找到“和自己一样的朋友”，更好地学习如何与外界连接。

只是，他们不能陪在女儿身边，为了生计只能继续留在广深。从小学到初中的9年里，芸子和父母的相处时间甚少。

那时候，通信并不像现在那么发达。芸子的父母只能时不时去公共电话站，给她的叔叔打电话询问女儿情况。虽然芸子并不能亲自听见这份关心，只能通过叔叔三言两语的转述，但这已经是当时他们隔空沟通的最佳方式了。

久而久之，离开父母的芸子变得越来越独立，似乎早已习惯了一个人。

芸子的妈妈提到，自己几乎没见过女儿伤感的一面，“她都是自己消化了。”很多年前，芸子刚到深圳时遇到了一个难题，人生地不熟的她只想自己解决，而没有求助在深多年的父亲。回忆起此事，爸爸脸上有自豪、也有不悦。他觉得女儿独立是好事，但同时也很心疼女儿的不依赖。

“她为什么不和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帮她想办法啊。” 父亲说这话时，眉头还是会稍稍紧皱。

好在，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芸子和父母的联系越来越方便了。芸子经常通过手机给父母发消息、图片、视频，分享自己的生活，也会请教带娃的疑问。

在一款常用社交软件里，妈妈一直出现在芸子的聊天列表前五位。

如今，芸子已经结婚生子。她和同为听障人士的丈夫徐超（化名）在深圳定居，大儿子俊俊（化名）已经8岁了，小儿子米米（化名）才5个月大。

提起孩子，芸子脸上都是止不住的笑容。在提到“宝宝”两个字的口型时，她会用力地发出音来。

为了照顾好孩子，芸子记下了很多“新知识”，比如给宝宝播放的音量不能太大，手机要把音量条调到中间、电视则把音量数字调为10……她也掌握了很多“新技能”：由于听不到声音，芸子在炒菜时要把婴儿车放在隔壁，每隔几秒就抽空看一眼孩子的状态；睡觉时基本不深睡，且牢牢牵着宝宝的手，若孩子半夜醒来便能立马发现。

▲ 米米半夜起床哭闹，徐超在安抚他

只是，她始终无法正常说话哄孩子，无法听到孩子的声音，这让她感觉差了点什么。而在生活中，对于听障父母而言，照顾健听孩子所面临的难题也远不止这些。

在《父亲的手》一书里，作者麦伦·尤伯格（健听人）曾写下他父亲（先天听障）一个“荒唐”的愿望——父亲希望麦伦·尤伯格同为听障人士。“当你饿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悲伤的时候、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哭闹，我们却有可能根本不知道……还有，我们如何……如何告诉你我们爱你？我很担心，如果你是个听力正常的宝宝，我们会不懂你。我也担心，你会不懂你的听障爸爸。”

几十年过去，麦伦·尤伯格所担心的一些生活问题，已经随着社会进步而得到改善。但不可否认，听障父母与健听孩子之间的那堵“墙”，还是在阻挡着双方的理解和沟通。

俊俊在两三岁的时候，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的爸妈不会说话？”芸子和徐超只能沉默地微笑，交由她父母来解释。因为俊俊对手语的熟练度有限、太小又尚不识字，芸子经常需要借助“第三人”介入沟通，把前因后果打字发给亲人或老师，再由他们打电话和孩子说。

很多事情，芸子都没办法亲自和孩子解释清楚。而让她真正难过的是，当孩子不开心时却不愿说出来。有一次，俊俊一脸不开心地放学回家，芸子用手语问他发生了什么，但是不管怎么问孩子都闭口不提。

无奈之下，芸子只能打字向班主任询问，才得知同学抢了俊俊的东西，俊俊不知道怎么拒绝，只是生闷气坐在角落。芸子听了之后也很难过，但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儿子。她很希望，俊俊可以勇敢大胆一点、热情开朗一点。

芸子手机里有一段珍藏三四年的视频，视频里的俊俊直直地站在教室中间，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一首歌曲的手语表演。听到同学和老师的掌声后，俊俊笑了。

芸子解释，那是一次家庭作业，让家长教孩子表演节目。歌词的表演是芸子逐字逐句地教俊俊的，而音乐节拍的部分则由班主任来帮忙辅导。

她打字说，“我们也没有其他能教的，只能教他手语了。”

▲ 为了不让米米的世界那么安静，芸子平常照顾米米时，经常播放音乐给孩子听

最近两年，芸子已经几乎没有给俊俊拍过视频了。因为，刚过6岁时，俊俊就回到了老家济南，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芸子和俊俊之间隔了1800公里的距离。

关于俊俊回济南一事，芸子和徐超说了很多的理由：济南读书氛围好、深圳的房子太小、徐超创业比较忙、俊俊回去能陪爷爷奶奶……不过，当中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沟通的不畅。

家中长辈是这么觉得的，芸子和徐超也是。“我说不了话，跟他辅导不了。像老师有什么问题想跟我说，或者他如果遇到什么难题，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辅导他，但是爷爷奶奶就知道怎么去教他读书。”芸子用手语说道。

以往，芸子或徐超去参加俊俊家长会时，只能让其他家长帮忙打字翻译，或者由俊俊进行手语翻译。徐超记得，其他家长都是自己来的，全场只有俊俊一个孩子，也只有他们在打手语，格外引人注目。而俊俊其实不喜欢在别人面前打手语，不止一次地和父母说过打手语麻烦。

对于这种时刻的感受，麦伦·尤伯格也曾在书中提过，当需要和听力健全的人打交道时，父亲似乎变成了一个被忽视的孩子，而这时候他会希望麦伦·尤伯格变作成年人，代表自己与他人交流沟通——成人与成人之间的沟通。这种双向沟通的身份切换会让儿时的麦伦·尤伯格感到困惑，和其他同龄小朋友相比，这样的“双重角色”是另一种“特殊”。

刚回济南时，每逢视频通话，俊俊都会问芸子和徐超许多问题：为什么他不能回深圳？为什么爸妈不来济南？但是，隔着屏幕打手语，他们没办法很好地向儿子解释清楚，只能让爷爷奶奶帮忙解释。而且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哪怕知道答案也很难理解父母的用心。

在一次通话中，俊俊打手语时被同学看到，还被同学模仿他的动作。渐渐地，俊俊已经不再问这些问题，甚至连话也少了，手语也不愿多打，五分钟变成了通话的“极限时长”。

看着儿子逐渐不和自己敞开心扉，芸子和徐超也很难过，他们想克服沟通的问题，让俊俊早点回到自己身边。

“希望科技改变，早日让大儿子（俊俊）过来跟我们一起过日子。”徐超有想过，许多以前很难做到的事情，现在都能借助科技的力量轻易解决，那么总有一天，科技会打破“两个世界”之间的屏障。

这是芸子和徐超心中一个美好的“梦”。

▲ 芸子、徐超带米米去散步，芸子拿手机记录下来发给俊俊

在过去几乎两千年间，出生即聋的人被认定根本没有学习能力，他们不能受教育，甚至不被认为是完整的人。但随着时代进步，听障人士也有了更多的平权意识，积极投身种种维权运动。

在1988年加劳德特大学选举聋人校长时，听障人士打出横幅——“我们仍旧拥有一个梦想”，争取到应得的权利。社会发展至今，许多关于听障人士的悠久而刻板的印象也都已被打破。

有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想，那可能是梦。但一起做梦的人多了，所谓的“梦”就变成了伸手可及的未来。

如今，社会各界日益看重无障碍化的建设，致力于提高听障人士、视障人士、老年人等群体的出行和生活质量，也提升了社会发展的温度。芸子和徐超的“梦”，是许多有心人想过的“未来”。

手机是如今人们连接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承载了生活中大部分的通讯功能。为了更好地打造手机无障碍化，2021年5月，vivo信息无障碍团队成员应娟和同事来到芸子家中开展调研，了解他们交流的难点和需求。

“我们那么辛苦去研发和迭代，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便利的，”应娟提到，团队成员们明白个中意义，就算调研过程比较繁琐，大家都不觉得累。

曾经有一天，应娟从早到晚都安排了访谈，整整八小时，她和同事们都在用文字和受访用户交流，全程都很安静，而且交流起来很缓慢。应娟提到，芸子和徐超是访谈者里表达能力较好的了，但是有时提到一些话题，他们想要马上表达的时候，也会经常面露着急之色。

“我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理解，不太确定要做些什么。”但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调研，应娟和同事逐渐找到了方向，设计了一系列无障碍化功能，如哭声监测、听说功能、无障碍通话等。

如果宝宝哭了，“婴儿哭声监测”可以立即识别，并以震动模式告诉听障父母，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而在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时，讲话人的话可以直接变成文字在手机上展现，而听障人士则可以输入文字转语音让对方听到，大大缩短了沟通的时间成本。

前不久，应娟将手机给到了芸子和徐超，邀请他们成为第一批体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