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深长：明清小说和数字“三”！

神秘数字之于国人，是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的。思维模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经形成长久流传。对于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个体而言，思维模式“具有认识上的先行结构作用，制约着具体思维过程”。“天人合一”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思维模式最基本的特征。被儒家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首先奠定了这一思维模式的理论基础。

《周易·系辞上》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天、地、人之间相参相通，本质同构。佛教观念的融入使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传统思维模式神学化倾向进一步增强，因果轮回、宿命论等内容都成为这种传统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观念言行产生重要影响。

“天”的概念具有自然和至上、神秘且必然等多重意蕴，因此，“与‘天人合一’相联系。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还具有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直觉思维特征”以及“绵延”特征，神秘数字正是基于“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某种非理性神秘思维的文化内容，成为既有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数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重数的文化传统经久不衰，传承至今，其影响广泛而深入，数的使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潜意识”行为。神秘数字深深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行为，这其中包括文学创作心理与创作行为，它一方面它通过“数值”本身在作品叙事世界中对人物组合、时空布局等起到组构作用，另一方面，数字背后的神秘意蕴赋予了作品中人物、事件等要素以某种神秘色彩。

明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清代的《红楼梦》被公认为明清时期五大经典小说，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从不同角度对《金瓶梅》中的倚数现象，特别是作品中倚“偶”结撰的现象进行了论析，那么其他四部作品中是否也存在着倚数现象？答案是肯定的，神秘数字对于这些作品的叙事世界设计都发生着作用，但是每部作品又有着各自的倚数特点，而《金瓶梅》又与它们有着显著的不同。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在古典小说叙事创作方面堪称先行典范，神秘数字对于作品的叙事世界发挥着显著的组织作用。整体上，作者以“天数”奠定全书立意的基础，书中涉及“命数”“天数”的提法多达百余处。

从分到合，从东汉到三国再到西晋，作者有意将“天命”作为全书的主调，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意识下，为作品构建起一个“契合天地循环结构的伟大的圆”，形成作品的圆形框架结构，在确保作品完整性的同时，为全书蒙上了一层神秘气息和悲剧意味。

而在作品内部，神秘数字“三”毫无疑问是整部作品的核心数字，无论是人物组合还是情节设计，神秘数字“三”随处可见。作品一开篇便是“宴豪杰桃园三结义”，之后又有“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刘玄德三顾草庐”、“陶恭祖三让徐州”、“定三分隆中决策”、“孔明三气周公瑾”、“诸葛亮智取三城”等等，一直到全书以“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结束，神秘数字“三”贯穿于整部作品之始终。

而在叙事话语方面，诸如“兄今即死，其罪有三”(第25回，张辽语)、“兄言三便，吾有三约”(关羽语)、“文远之言甚当，吾愿从此三事”(曹操语)、“某有三条计策，请主公自择而行”(第62回，庞统语)、“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52回，赵范寡嫂语)之类的“三事话语”比比皆是。除此之外，类似“三更”、“三日”之类表示时间的涉“三”之数也为数不少。

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延续了“天道循环”的圆形结构和“天数”思想下的命理安排，使得整部作品虽然讲述的是现实社会的人与事，却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宿命感。

书中一百单八将的出场本身就带着一种神幻意味，小说第1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洪太尉看到伏魔殿的石褐背面凿着“遇洪而开”四个大字，下令掘开石褐，象征着一百单八将的天是地煞一百零八位魔星由此下界。作者在此评论道:“却不是一来天是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 ”

从此次是煞临凡到后来梁山聚义，再到招安以后的风流云散，最终回归天界，《水浒传》同样展现了一个充满“天数”意味的轮回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将整个叙事空间划分为“天界”、“四方”和“梁山”三大部分，所有的人物都置身于其中。

许多人物的名号都含有数字，最为典型的是阮氏三兄弟——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和一百零八将里的三位女将——顾大嫂、孙二娘以及启三娘，除此之外还有独火星孔亮、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镇三山黄信、八臂哪吁项充、百胜将韩滔等等，其人物名中之数，大都与其才能性情以及命数密切相关。

同时，作者在书中设计了大量倚数情节，其中尤以“三复”情节和“七复”情节为多。所谓“三复情节”，是指“叙事作品写人物做一件事经三次重复才完成的情节设计”:“施恩三入死囚牢”、“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江三败高太尉”，鲁智深三戏郑屠、林冲三寻投名状、梁山好汉三败高太尉、宋徽宗三次诏安等等都是其中的经典片段，而“七复”情节则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以七次排座次为代表。这样一系列设计既丰富了人物形象，又使得叙事委宛曲折，同时深化了主题。

在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倚数结撰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师三徒是串联起全书的中心人物，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情节。唐三藏、猪八戒等人物的名字法号中本身带有蕴含深意的数字。作为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代表之作，涉及宗教和神话题材的《西游记》其叙事世界里，有着大量倚数设计的内容，可以说《西游记》所建构的形象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数理化的存在，作者在创作时对神秘数字或者说数字是一种自觉地充分运用。

全书以“三”及其倍数的内容最众。例如“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一粒金丹天上得，三年故主世间生”、“猪八戒助力败魔王，孙行者三调芭蕉扇”、“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孙悟空三岛求方，观世音甘泉活树”、“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朱紫国唐僧论前世，孙行者施为三折肱”、“三僧大战青龙山，四星挟捉犀牛怪”、“师狮授受同归一，盗道缠禅静九灵”等等。

除此之外，神秘数字“五”和“七”也大量存在。较之其他四部经典章回小说而言，“五行”的概念和观念在《西游记》中更加突出和明显，书中曾有多次明确提及，如“五行生克情无顺，只待心缘复进关”、“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涤垢上西方”、“水火调停无行处，五行联络如钩”等等。

而在人物组合方面，书中有着众多的“七子模式”，比如蟠桃园里有七位衣着不同颜色的采桃仙女、盘丝洞里有能够幻化成人形、象征人类不同情欲的七个蜘蛛精；孙悟空用毫毛变出“七样鹰”吃掉“七样虫”、与悟空、八戒大打出手的“杂项妖精”其实是七个狮子精；孙悟空被太上老君在八卦炉中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看守青牛的仙童吃下仙丹睡了七日……而在时空的设计方面，作为以赴“西天取经”这样一种动态情节的为核心、涉及人、魔、仙三界的叙事作品，《西游记》的时空范围浩大广阔，“五百年”、“三千年”、“八百里”、“十万八千里”等大跨度的时空提法比比皆是。

相对于前三部奇书而言，一方面，《金瓶梅》里主要使用的是以文化元编码数“二”及其倍数为代表的神秘偶数。另一方面，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的倚数形态不同，《金瓶梅》的叙事世界里，缺乏诸如“三国纷争”、“一百单八将”、“九九八十一难”那样显在的、贯穿全书的倚数情节或人物组合，除了部分人物的名号、话语外，在涉及时间、空间、修辞等方面，神秘数字大多不是直接以“数值”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双重”、“四时”等含有数理特征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在这些倚数内容中，又以“二”及其倍数等神秘偶数为主。

需要注意的是，以“神秘偶数为主”并不代表作者在对《金瓶梅》的叙事世界进行设计时没有运用神秘数字中的奇数，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品对以文化元编码数“三”为基础的其他神秘数字的运用。

例如书名《金瓶梅》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三位女主人公的名字构成，作者在塑造西门庆这一核心人物形象时，着重从他的三重身份——官员、商人、恶霸和三重欲望——权欲、钱欲、性欲来展示，书中详细描绘了三次清明节，对于“五”、“七”、“九”等数，书中也通过描述五行、祭祀、彩礼等方式间接体现。

同样的，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也并非完全没有神秘偶数的存在，在话语修辞、部分情节设置、人物组合方面，这几部作品也多处运用了神秘偶数“二”、“四”、“百”等等，并且都采用了10n形式的章回数量。只是相对而言，在《金瓶梅》的叙事世界里，缺少像另外三本奇书那样贯穿全书、对故事情节具有明显推进作用的奇数类神秘数字，全书对神秘偶数的倚用比重明显大于奇数。

《红楼梦》书中的倚数运用更加完善和精致，首先，作者对神秘数字的奇偶运用相对均衡，文化元编码数“二”、“三”及各自倍数在书中均有体现。仅以人物为例：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三者之间的情感状态及各自命运贯穿全书；书中的人物关系主要存在于“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关系之上；“金陵十二钗”是园中众多女子的类型代表等等。

其次，作者对神秘数字的运用更加丰富全面，从文本表层到内容深层，从人物名号到情节设置、再到时空布局，都有十分自觉倚数的内容设计，并且在运用数字时将神秘数字自身的神秘色彩和文化意蕴与整部作品亦真亦幻的基调融合得十分恰当。

较之前朝的四部奇书，《红楼梦》在叙事世界的倚数设计方面更加细腻、完美，整部作品的艺术效果也更好。

来稿/秧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