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名美国记者采访邓小平，看到他抽烟，问道："我能抽一支吗？"

迈克·华莱士对世界的“发问”，一直持续到他93岁的那一年，虽说是一位记者，他可是美国政坛当中令人担心和害怕的存在。

当年，CBS播出广告称：如果有4个单词能够令人害怕，想必一定是“迈克·华莱士”。

华莱士有着自己的采访技巧，想要让各路政客说出实情，对于一位记者而言，本身就有着很高的难度。

每次采访之前，他都会要阅读很多关于被访者的资料，再听一些相关的录像。

他的敏锐总是能告诉他，从一段录像中，就能大致分析出对方的性格。

采访之前，华莱士会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写下100个问题，那是他通过资料能够想到的一切问题，特别是在罗列后面的问题时，更是需要绞尽脑汁，问题写好后，华莱士就会很快分类。

在采访巴列维国王的时候，他就将100个问题最后浓缩成50个，例如权力、贪腐等。

到了真要去采访的时候，华莱士会将问题再度压缩，将50个问题再度缩减到一二十个左右，对他而言，这样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他的很多同行，将他提出的采访称为“硬性采访”，有些行家也说他是“提问题的专家”。

因此，他的成品才会大受欢迎。

他对于采访总是能够研究的很透彻，他说：“文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还能稍微放松一下，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可电视记者的采访通常还有电视直播，这就要求当机立断，甚至还要去打断采访者一些距离话题太远的话。”

要知道，华莱士采访的大多数人，都是实打实握有权力的人，本来就是“身份”不对等，华莱士的压力可想而知。

华莱士有着提关键性问题的“拿手好戏”，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最为重要的便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

里根总统在参加竞选的时候，就必须要规避“种族”类的问题。

那么对于华莱士来说，这就需要去刨根问底。

两人在聊到竞选的过程中，华莱士问道：“里根先生，请问您的竞选班子里有多少黑人职员？”

里根也很敏锐，他回答道：“对不起，我不能老实地告诉你。”

华莱士也说：“这句话似乎本身就能够说明问题。”

两人接下来的“绕弯”中，里根则一直被华莱士牵着鼻子走，他最终都没能说清楚他的竞选班子里到底有多少黑人。

华莱士在同行们心中的威望，也是极高的。

美国作家加里·盖茨谈到他的时候，说他有全面的准、尖锐的反应和锲而不舍的坚毅，能过透过事情的“面具”来看清一个人的全面情况。

而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的丹·拉瑟也在评价华莱士的时候说：“华莱士是天生的记者，我和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原本65岁就该退休的哥伦比亚亚广播公司根本不愿意放华莱士离去，而华莱士也同样热爱自己的工作。

他本人曾说过：“我想不到比‘60分钟’更好的节目编辑和更好的工作了。”

在华莱士的采访生涯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采访之前，他读了很多关于邓小平的书籍和剪报，还专门去寻找了一些见过邓小平的人交谈，去了解邓小平的性格和特点。

在得到具体能够采访的时间后，华莱士出发前就罗列好了50个问题，因为他也预计了一下，翻译就要用掉一半的时间，很多问题都没法来得及去问。

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纽约进行的。

到了中国之后，他又去看了很多中央记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和录像带。

特别是看到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指挥战斗的场景，华莱士更是感叹不已。

十二大的时候，邓小平也来到全国各地考察，这些都给华莱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外，他还向很多人去了解过邓小平的状况。

他知道，面对这位从战场中走出来的领导人，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因为邓小平同样应对过各种各样的人生大事，华莱士考虑到时间紧急，也没法去通过闲聊什么来加深双方的关系，这就是对他能力最大的考验之一。

他能够用镜头对准中国的领导人，也和当时的中美关系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报纸都报道了“乒乓外交”，在美国读者中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不难看出，从那之后，中国的国门一旦打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美国民众就会积极响应，他们渐渐开始了解中国，发现了过去对中国的很多片面印象是错误的。

通过媒介话语后，中美之间的一些实质性的分歧并没有随着国门打开而消除。

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阻隔，也成为了两国之间无法达到深度认同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美国的一些战略制定，也给处在“中美蜜月期”的中美关系浇上了一盆冷水，中美之间，也在关乎着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纠缠着。

一直到1985年，李先念才来到了美国访问。

李先念这次前来，也为两个国家的媒介对促进彼此的认同有所增进。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能够建立起外交关系，有两方面起到了作用：一是高层双方的共识，二是美国媒体的作用。

美国一些媒体的渲染，使得美国人对于中国人又有着好奇，同时又有着抵触。

1986年，依然是中美关系的混沌时期。

在这样的时期内，媒体的发言对于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民众的眼中，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非常重要。

这样的大背景下，华莱士成为了第一个采访邓小平的外国电视台记者。

原本，华莱士来华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充足的可能性去采访到中国的领导人，可他一路北上到达了北京，他的想法也变得更加坚定。

找了些熟人之后，他终于向中方的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

时间最终被敲定于1986年9月2日上午10点。

接待服务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局服务处来负责，负责的同志们一致认为，要让邓小平同志在舒适的环境中和美国朋友交谈。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82岁高龄了。

华莱士主动要求，希望中方能够把采访的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此前通常使用的人民大会堂。

或许，这也是华莱士希望能够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

约定的日子到了，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紫光阁，他和负责接待的同志们热情打着招呼。

华莱士先生也早早等候在这里了，他赶紧上前，和邓小平同志握手。

负责接待的同志都知道，这有可能又是一次改变世界的采访，他们对华莱士也有过研究，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他曾采访过至少10位国际风云人物。

能够获准采访到邓小平，这也是他新闻采访事业中的又一大成功。

华莱士首先说：“我把今天同你们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采访像您一样的人物，我们记者都不会获得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微微一笑，对华莱士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华莱士赶紧继续说道：“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来说是有趣的。”

邓小平也笑着说：“我这个人，讲话是比较随便的，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去说的，也都是比较真实的。”

华莱士在交谈的过程中，始终希望能以“朋友”的方式。

两人面对面坐下后，邓小平从桌上的香烟盒中抽出了一支香烟，他对华莱士说：“我抽烟可以吧？”

68岁的华莱士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了一只手，询问道：“当然可以，能给我一支吗？”在华莱士公开发表的稿件中，华莱士的问题是从中苏开始。

之后的问题，则显得越来越犀利了起来，比如“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

对于这样的问题，邓小平以简洁有力的“是”作为开头，将讨论直接放在了关于台湾的问题上。

在采访中，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障碍，面对这个问题，中美之间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往后放一放。”

为了采访邓小平，华莱士大量准备，最终共同围绕着三个方面的话题。

其一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其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其三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

不难看出，在当时的舆论下，这三个问题也是广大美国人最为关注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府较为关切的问题。

这些问题，邓小平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也延长了十几分钟。

邓小平的回答时而深沉有力，时而又风趣幽默，对待一些问题的时候，也表现得认真和严肃。

他还告诫美国政府当局应该采取一个明智的态度，希望在新总统执政时期，中美的关系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包括了美国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要有一些作为。

当时的紫光阁内，总是回荡着邓小平有力的声音。

另一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职员都在认真操作着录像机和录音机，进行摄像和录音。

而华莱士一直在注视着邓小平，时不时抛出一些问题。

从“烟”中，华莱士也看出了邓小平对某些问题的坚定。

当时，邓小平同志深深吸了一口烟，对华莱士坚定地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

他还对比了大陆、台湾今后经济发展、资源情况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这些精辟而透彻的分析，既讲出了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又照顾到当时海峡两岸的差距。

华莱士对于邓小平的采访内容，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

在西方媒体中，1986年的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很神秘，世界媒体都在试图探究此次采访的内容。

华莱士也因此名声大噪。

专访邓小平后，华莱士称其为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不同的一位伟人。

“他的智慧，面对挫折表现出来的豁达态度，务实的精神，直截了当的说话风格”都令西方着迷，华莱士甚至在海外掀起了一股“邓小平热”。

9月7日晚间，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播放了采访的全过程，美国和世界都轰动了，几乎全球的新闻机构都快速报道了这段对话。

有学者因此而指出：“华莱士的采访使得双方对彼此的判断更为明晰，却也增加了美国一些抱有演变幻想的人的想象空间。”

后来，相关节目再度在美国播出，使得中美关系之间的核心问题直接凸显了出来。

在这次采访之后，又是关键的几年，局势也非常复杂，中美关系也总是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那时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一直让人感觉到历历在目。

此时的华莱士，依然在安排着自己的采访计划，即使那个时候，他也渐渐老去。

一位年轻的记者问华莱士：“你快退休了吧？”

华莱士似乎也不服老，他还有很多计划，他还说过：“邓小平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想要再次去采访他。”

中美关系再度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则是1994年和1997年了。

2002年，央视的主持人方静去美国工作，曾在CBS见到了华莱士。

她对华莱士说：“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的采访是你教的，我把《60分钟》当做教材。”

在听到方静“rude”的形容词后，华莱士哈哈大笑，还说：“rude but fair”，这也是他打算写在墓志铭上的话语。

这个强硬且难以捉摸的记者，也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

不过，只要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他就会马上变成自己，即使在82岁高龄时采访中方的领导人，他的问题依旧没有变钝，始终充满着犀利。

一直到88岁，华莱士才最终退休。

此时的他，为《60分钟》工作了38年的时间，而参与新闻从业更是长达60年。

2012年，华莱士去世的时候，也是一则大新闻。

全美的五个大型广播公司几乎都用网站头条公布了他的死讯。

大洋彼岸，也有很多中国的学生为他惋惜，这是因为在新闻课上，“活着的案例”又少了一个。

他敏锐的新闻嗅觉，也让他创造了很多经典的案例，而一根烟就让他和邓小平拉近了距离，也是他独特的本事。

华莱士中南海采访邓小平：曾伸手向其要烟 中国青年报

“我想再次采访邓小平”——记美国著名电视记者华莱士 虞家复; 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