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在生物圈的存在价值，海洋生物资源的价值

新京报讯（记者 冯雅君）今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会上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2030年使命和2050年愿景。

7月12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草案初稿发布，该框架设想了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到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复苏之路，造福地球和人类；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恢复和合理利用，维持一个健康的地球，并为所有人带来必要的惠益。”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如何顺利实现这一愿景目标？框架草案初稿发布当天，在2021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从物种价值、司法保护、管理方式等研究焦点出发，给出了丰富的解题思路和答案。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凤凰生态公园内的候鸟保护区。新京报记者 冯雅君 摄

焦点1：如何评估确定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还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进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

这是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中写给缔约国的开头两句话。

对于公约里提到的价值，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陈尚将其分为了两类：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旅游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换句话说就是生物多样性所能提供的供给服务、环境调节服务、文化服务。”

至于非使用价值，陈尚将它进一步解释为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

“存在价值”怎么算？陈尚认为在测算时应该同时考虑个体物种体内携带的遗传多样性的价值，以及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存在价值。“简单来说就是设计一套问卷，调查当地居民对于物种保护的支付意愿，测算后建立一个生态模型”。

通过测算调查全国300多个物种，得出居民的支付意愿有94个亿，中华白海豚被海上渔民视为“海上大熊猫”，仅这一个物种，居民的支付意愿就达到了15.78亿元。

“中华白海豚全国有4000头，居民的支付意愿是15个亿，我们可以算出每一头的存在价值。”陈尚表示，“如果因人为因素或者污染导致了某一头的死亡，这种存在价值可以成为司法惩治判定的重要依据。”

焦点2：如何从司法角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安全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一级高级法官刘竹梅介绍了中国的司法实践。

据介绍，中国先后制定修订了多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除了刑法、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生物安全法等综合性立法，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多部单行法、行政法规环境保护标准和地方性法规，以及中国最高法院制定的多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司法解释，共同构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刘竹梅说。

在这方面，中国法院已经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道路。

比如贵州省优化环境法庭设置，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韩德洋介绍，贵州法院升级黄果树、百里杜鹃等基层环保法庭19个，设立织金洞、梵净山等专门环境保护法庭14个。此外，将贵州茶的生长环境、酱香型白酒生产环境、金丝猴的生长环境、高原湿地和喀斯特地貌等贵州独有的生物多样性纳入司法保护范围。

2017年，最高法院联合最高检察院出台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司法解释，首次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环境犯罪的量刑情节。

贵州省丰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责任承担形式，司法机关督促犯罪嫌疑人进行生态修复，并将此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判犯罪分子清除污染修复土壤，尽量恢复动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判定犯罪分子巡山管护，尽力维护生物多样性。”韩德洋介绍说。

“同时，我们开展跨域司法协作，与四川、云南、广西等相邻省市共同构建跨行政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审判联动机制，共享凝聚重要领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合力。”

焦点3：不同物种的管理、保护方式存在哪些差异？

“我们都知道，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单元，生物多样性的管理目标是要保存一个物种的进化潜力，防止濒危物种灭绝。”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表示。

他将物种分为3类——濒危物种、资源物种和“有害物种”，三类物种分别有着各自的物种管理方案。

“《生物多样性公约》认定的物种保护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就地保护，比如我国自2015年启动的东北虎豹、三江源等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就采用了就地保护形式，另一条是迁地保护，比如大熊猫的保护、野马的保护都采用了这条途径。”

长江江豚的保护是迁地保护的另一典型案例。上世纪90年代，长江环境恶化，长江江豚从长江干流或湖区里迁出，迁到环境更好的自然水域里面去，江豚很快繁育起来。“目前国内有3个迁地自然保护区，有江豚150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克雄告诉记者，“未来长江环境变好了、威胁因素变弱了，我们会把江豚再迁回长江干流中去。”

对于资源物种的管理，蒋志刚举了美国运动狩猎的例子加以解释。据介绍，在美国西部，运动狩猎是一项非常普及的运动，也是作为一种野生动物管理的手段。在蒙大拿州，每年有十几万人去参加马鹿和田鹿的狩猎，以此化解因为数量太多带来的隐患，同时保护了其他物种的稳定和安全。

至于“有害物种”的概念判断，蒋志刚认为是动态的、相对的，因为物种对人类的利害关系与它的种群密度、与人们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相关。“一些物种密度低的时候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的，而当它密度高的时候，就可能变成有害的，物种对人类的利害关系是可以转化的。”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功能的整体，人与动物必须共享健康，所以我们要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观。”蒋志刚说。

新京报记者 冯雅君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