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刚才的惊人回答，恰恰印证了一套隐秘的“帝国政治——意识形态”

来源：头条浏览：0 2022-12-19 06:49:01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导读】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说：“如果是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美国会保卫台湾吗？”“会”，一时之间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冲击。为什么拜登政权要改变方式打台湾牌？这有很多现实的战略和政策性原因，但从历史的纵深看，这种做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背后离不开“民族主义”和“帝国”两种形态的交织。许多人默许“民族国家”和“帝国”受到天然排斥。赵鼎新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许多相似的观点存在四个误区。 (1)缺乏长远的宏观视角，把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都误认为是近现代的产物。但实际上，犹太教、基督教的起源很强。2 )对民族主义定性地区别公民民族主义和激进的民族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民族主义内涵淡薄，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相结合，使结合的意识形态更加活跃； (3)把民族主义误认为是自下而上的运动，可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但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上层精英动员的话语，大众基础薄弱，造成种族和文化的清洗，不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4)误解民族主义必须有种族、文化、语言等现实基础。但是，到了现在，民族主义已经可以凭空想象了。在修正的基础上，赵鼎新认为，“帝国”是一种地域巨大、内部文化和民族多样、具有一定国际政治主导权、且对他国主权有明显干涉意志和能力的政体模式，那么强大的“民族国家”就会萌发帝国倾向。另一方面，他认为“公民民族主义”是由于其薄弱的地域、强烈的价值观的特性而具有扩张性的“帝国”。赵鼎新说，后冷战时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在中美、俄罗斯战略冲突的前沿，美国主导的“第三股民主浪潮”余威依然存在，各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仍然是主流势力，比如民选政府这种民族主义在中俄周边地区大量存在，表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目前还没有可以抗衡的价值体系。章选自《二十一世纪评论》 2021年第12月号，原题为《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仅代表作本人观点，读者可思考。

帝国政治与主导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未来理论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财富，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笔者的愚见，现存理论中多少存在以下误解。第一，缺乏更长的时间和宏观的权力/结构视角。许多学者强调民族主义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民族国家还是政治形态都是近现代的产物，认为其产生和发展的背后有比较简单的结构性原因。例如，蒂莉建议用民族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欧洲军队更勇敢地战斗。因此，战争促进了民族国家在欧洲的扩散。盖尔纳认为工业社会人士的高度流动性和现代国家教育体系的性质等因素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高斯基强调，对新教成员的各种“规则训练”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统治模式，为民族主义这一区域认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安德森强调现代通信技术面向民族主义这一地域认同的发展，本文强调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是近现代的产物，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述到犹太/基督教教义。本文虽然这些理论不无道理，但指出不同阶段和地区推动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政治模式扩散的原因具有高度多样性，这些理论很难简单化，但帝国政治始终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一般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有定性的欲望，提出宗教民族主义、民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等概念，把容易与多党民主相联系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容易引起仇恨、暴力、民族净化的民族民族民族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本文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淡薄的意识形态，只能认定居住在一定地区、获得一定地域政治认同的群体(民族)享有自治权。但这一特点赋予了民族主义思潮巨大的生命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与性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相结合形成高度多样的变种。简单地定性地掌握不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非常容易忽视。为了缓解这一困境，本文通过梳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从经验上总结出四种具有较大影响的理想型——公民民族主义、民族民族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探讨了这些理想型的基本特征，什么样的理想型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是帝国政治的第三，以往学者强调民族主义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运动，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武器。本文指出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精英操纵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杀手。第四，以往学者认为民族想象必须有民族、文化、语言等客观基础才能维持和成长，或强调民族是“想象共同体”。本文指出民族认同可以植根于某种客观的历史、宗教或文化基础，也可以植根于纯粹的想象和制造基础，而民族主义运动认同的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发展过程。在众多民族主义理论中，笔者的理论与豪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最为相似。豪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高度多样性，决定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是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对于这些观点，笔者特别同意。

但是，笔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豪有三个不同。第一，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现象，但作为意识形态具有前现代性的渊源。而且，这一起源并不是来自人们普遍认为的近代民族意识和国家能力的发展，而是来自犹太/基督宗教的零和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不仅是现代的产物，也是西方文化下的产物。例如，民族意识和国家能力在宋以后的中国日益发展，如果西方不向中国输送民族主义，很难想象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东亚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中自然发展。第二，笔者更加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的意识形态来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内容淡薄而具有机会主义特性，或者不仅与任何性质的社会政治结构相结合，而且容易与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任何性质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而产生大量变种。启蒙运动后产生的任何世俗意识形态都有可能过时，但只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很难过时。第三，笔者承认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是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但笔者比豪更强调全球帝国政治在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帝国的性质和行为方式不断变化，但其主导性一直没有改变。笔者可以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国家模式在全世界得到的主导解释概括为一句话。近代以来帝国政治与既定时空主导意识形态的结合不仅决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也决定了不同时空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这个理论有两个相互依存的点。第一，民族是一种身份，除了建立在家庭和其他直接交往基础上的身份外，其他形式身份的建立不仅要依赖于共同的语言、文化等客观基础，还要依赖于某种外在的强制力。第二，在一切外在强制力中，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帝国之间的政治是最强大、最有结果的力量。因此，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应该首先从帝国政治入手，而不是从民族认同、历史记忆、民族自觉追求、通讯交流手段提高、民族国家模式扩散能力等强制力较弱的社会力量出发，建立各种“盲人摸象”式的理论。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这些因素本身的重要性，或者说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套路作用，首先受到帝国政治的影响。在本文中，“帝国”是指地域巨大、内部文化和民族多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一定主导权、并对他国主权有显著干涉意志和能力的政体模式，而不是狭义的指近代西方侵略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在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发展了许多类型，至今不衰。

( 2022年5月23日，路透社回答拜登提问的一篇文章截图(民族主义发展的九个阶段，基于本文提出的“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框架，笔者将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划分为九个阶段，即九个历史转折点) 以下是九个阶段基本特征的简要总结。这个总结试图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揭示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基督教的关系。二是阐述帝国政治和主导意识形态如何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发展，从而改变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迎接二战后民族国家模式的主导和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其三，勾勒出重要但在其他理论框架中容易被忽视的经验事实。 (一)犹太/基督教零和性与人的身份的划时代发展犹太教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多神教的天下。那时的征服活动通常伴随着“胜者所尊敬的神是大的”的法则。因此，虽然随着一些政治势力的兴盛，一些神的影响也逐渐加强，但这一发展并没有改变多神教世界的基本宗教生态。在许多方面，犹太教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在犹太教获得统治者之前，由许多部落(传统上为十二个)组成的犹太人在迦南、埃及一带活动，遵循多神教的传统，与近东地区其他部落和部落联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对犹太人的命运来说，成为“上帝的选民”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帮助犹太人建立部落认同，加强内部凝聚力，发展成为前现代具有“民族”概念的群体。但是，问题也在于明确犹太人和其他群体的边界。不难想象，在前现代政治文化氛围下，一个内在凝聚力强、外在界限明确的集团会招来其他政治势力的压迫，这种压迫在缩小犹太人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会强化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必须说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与犹太教没有直接关系，但在思想上具有高度的同结构性。在多神教的世界里，很难想象会出现承认清晰、界限清晰的民族主义思潮。犹太教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民族主义的近代发展播下了种子，这个种子以基督教的形式保存。对本文来说，基督教的意义在于在罗马帝国的框架下将零和的犹太教改造成零和扩张性的宗教。 (零和是“只有我掌握真理，其他都是谬误的”的想法，扩张是非犹太人中基督教的原动力。获得对外传教动力的基督教从一个犹太教教派发展成为新兴宗教，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后迅速发展。如果说犹太教是具有“民族”性的宗教，那么基督教是具有帝国性的宗教，但基督教在帝国/文明的规模上仍然保留着犹太教的零和特性。 (二)基督教“民族”化与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诞生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欧洲的历史。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基督教赋予了人类冲突特殊的表现。正因为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扩张性，中世纪欧洲以传播基督教为重要目的的对“蛮族”的征服活动、对非基督教国家的十字军和再征服运动、对各种“异端”基督教派的血腥镇压、热情的对外传教活动这些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在政治纷争的欧洲维持了天主教世界，直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分析不是本文的重点。

关于这篇文章，这场运动引发的持续了100多年的宗教纷争撕裂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许多欧洲国家卷入了宗教战争，最终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所谓的“教随国立”原则。对于民族国家的兴起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由于两个相关原因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各新教教派加大了对成员的宗教参与和道德规范要求，同时也增强了教会的社会功能。高斯基把加尔文派国家出现的类似发展称为“纪律革命”，认为这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高斯基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加强对信徒的规则训练是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常态，并不仅限于加尔文派。例如，面对新教的咄咄逼人的发展，天主教也进行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包括反对腐败、学校和修会的发展、向海外传教、镇压天主教国家内部的“异端”等。这些发展对天主教国家也有很大的文化整合作用。第二，更重要的是，宗教冲突为国家能力日益提高的英法等国家提供了建立国教和通过打击异端进一步加强国家权力的机会。西方学者把英法两国出现的民族主义称为“公民民族主义”，认为这种民族主义不会导致民族清洗和被迫移民等现象。其实，市民民族主义和民族民族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和强迫迁移，它们的区别只是屠杀发生的时间点不同。 1557年以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统治者和信奉加尔文派的雨格诺派发生了多年的纷争和战争，引起了“民族”清洗式的圣巴巴拉大屠杀和大规模的强迫迁移。亨利八世确立英国国教圣公宗后，英国也发生了17世纪中叶的内战，以及后来天主教国王和新教议会斗争引起的“光荣革命”等以100多年的宗教纷争为中心的纷争。整个过程被迫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和移民。笔者认为，英法两国强行“国教”或“国教派”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清洗。这些血腥事件使得英法两国核心地区的文化认同在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之前就高度整合，为民族意识不强的公民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地区，由于民族/宗教成分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国家分裂、国家力量普遍薄弱等原因，没有出现与英法两国同等规模和普遍性的前现代“民族”清洗，导致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德国由于外国人(拿破仑)的侵略压力，德国出现了民族民族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通过民族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来定义民族的。此后，德国和世界各地出现的民族清洗和被迫移民，可以说不幸地弥补了英法等国较早完成的教训。如上所述，如果把犹太教当作民族宗教，那么基督教就是帝国宗教，宗教冲突对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是欧洲世界基督教的“民族”化。笔者要强调的是，彼时宗教纷争引发的国家建构只是为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于后世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美法革命)，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很可能会像宋以后的中国一样，长期停留在蒂里称为“民族之国”的阶段。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官僚统治、政治精英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普通民众缺乏民族意识的国家形式。因此，要了解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必须从美法革命开始。

(三)七年战争与美法革命——如果说犹太/基督宗教的零和性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思维和组织方式的基础，那么这一基础直到18世纪后半叶美法革命期间才具有“民族主义”的新的历史意义，而这一意义来自于帝国争霸的七年战争( 1756-1763 ) 从那以后，民族主义的犹太/基督教的源头被隐藏在幕后，帝国政治成为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兴起与发展的更直接动力。七年战争是以英国、普鲁士联盟为一方，以法国、奥地利、俄罗斯联盟为另一方，英法主导的欧洲帝国在欧洲总部和殖民地的争夺战。对民族主义运动来说，七年战争的意义是美法革命的导火索。英国在战争中占有优势，获得了许多新殖民地，但陷入财政危机，在北美殖民地征税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原因。法国也因为包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军事支援在内的与英国的长年战争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法国大革命是从路易十六为了增税而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开始的。民族主义是美法革命的共同诉求，或者美法革命标志着民族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此时的民族主义影响力仅限于美国、法国和英国。即使在这些国家，民族意识也无法进入稍微偏僻的地区。在这个阶段，自由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成型的世俗意识形态，是美法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自然与强烈的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公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出现，使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首要的误解。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具有民主意义，是“公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因而寄予厚望。

(四)拿破仑战争、民族主义的扩散和民族民族主义的形成美法革命后，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其他地区开始兴起，但这仅限于一小部分精英群体。对这些人来说，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与传统的自我熟悉的文化中自发产生的感情并不容易分离。另外，对这些精英来说，民族也不是他们的主要政治身份。否则，在拿破仑大军多次击败奥德军队之后，作为日耳曼人的贝多芬会为拿破仑写《英雄变奏曲》，为什么同为日耳曼人的黑格尔在拿破仑率法军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军队之后贝多芬和黑格尔的态度在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群体中具有代表性。他们都不把法国革命看作法国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对法国革命的理念寄予厚望，渴望能够生活在基于这些理念建立起来的帝国之中。当然，他们的希望很快就会消失。拿破仑的军事征服是典型的帝国行为，但这一行动把原本主要局限于英、美、法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扩散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另外，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同一时期的拉丁美洲也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产生了西蒙玻利瓦尔这样具有传奇性的人物。虽然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没有充分影响民族主义在旧大陆的扩散。欧洲各国开始倡导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下的民众对战争更有战斗力的一般理解。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这里我要强调两个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第一，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精神，可以说是欧洲大陆启蒙知识分子和启蒙君主的共识。因此，革命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各国竞相效仿。其次，产生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民族国家”严格地说应该是“帝国民族国家”，即建立内向民族国家，对外进行帝国扩张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统治者的思维和行动十分混乱，在侵略他国的同时，提出了帮助他国“民族解放”的口号。这些口号的背后，除了各种现实的想法外，还有诚信。因为，这种统治者的思维和行动的逻辑本身就是将帝国和民族国家合二为一的。这样，帝国的扩张和帝国的冲突反而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果颠倒，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帝国的坟墓。但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运动每一步发展背后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帝国的扩张和冲突，强大的“民族国家”多少会萌发帝国的倾向。中东欧地区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构成比英法地区复杂得多。在文化高度多样性的土地上构建了同质性的“民族”，当地知识分子根据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发展了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宗教等依据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坚持保护和弘扬自己的文化，往往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打出保护地方文化的旗号。但往往是为了营造高度多元、地方性文化和认同统一的民族想象，各国精英对内部不同文化进行了“清洗”。而且，一个国家建立同样想象的基础越差，文化清洗的力度往往也越大。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国家建立统一的语言、历史想象和教育体系，对文化多样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民族主义表现出的排外和民族清洗倾向，使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第二种误解。即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带来的是自由和宽容，民族民族民族主义带来的是民族净化和强迫迁移。

这个观点至少有两个误解。首先，前文已经指出，确立了公民民族主义的英法两国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过程中结束了民族和文化的清洗。第二，公民民族主义确实为国家内部各种文化人的共存提供了基础。但民族主义是地域性较强的意识形态，而公民民族主义是地域性不强，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共和”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薄弱地区、强势价值观的特性中暗含着扩张性的“帝国”的性质。在经验方面，这种帝国性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推崇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侵略成本低。因为，这种地域性隐藏在意识形态后面的语言，容易得到被侵略国家中价值观相近的人的同情和支持。前面提到的贝多芬和黑格尔庆祝或赞扬拿破仑帝国扩张的只有两个例子，在后来以自由主义名义的帝国扩张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次，当公民民族主义背后的自由民主话语成为主流价值观、被视为历史使然时，掌握其话语体系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精英往往会看不起其他类型的国家，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侵略别国、干涉国政。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往往大力支持英帝国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扩张，为什么苏联解体后的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也特别热衷于出口民主、干涉其国内政治等帝国行为呢？其三，公民民族主义薄弱的地域、强势的价值观特点，使容易有独立野心，但缺乏血缘、语言、宗教、历史等地域/民族基础的政治精英，主张自己掌握的集团是同一价值观下的“想象共同体”。一般来说，一个集团构建“民族”的地域/民族基础越薄弱，有独立野心的精英在谋求独立时就会在集团内部强行制造认同，对外寻求价值观相近的大帝国的支持，成为该帝国的棋子，或者间接地完成大帝国的帝国行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任何政体类型的国家只要强大起来，多少都会呈现出帝国的面貌，这不是公民民族主义立国之国所特有的，但公民民族主义薄弱的地区、强大的价值观特性无疑会为帝国的扩张提供更多的便利。 (五)帝国的全球扩张/冲突和民族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蔓延，如果说拿破仑时代民族主义仍然是主要的欧洲现象，那么此后开始蔓延到北非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造成扩散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帝国政治，特别是近代欧洲帝国在全球更大范围内的殖民和霸权斗争，以及传统帝国在这些帝国的压迫下的衰弱和崩溃。例如，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特别是第七次俄土战争( 1806-1812 )的失败，导致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独立战争。英俄两国争夺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削弱了奥斯曼、波斯、阿富汗酋长国等传统帝国的势力，进而削弱了清政府对西藏和新疆两地的统治，为民族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在这个阶段的后期，日本也加入了帝国扩张的行列，在甲午海战中摧毁北洋水师，结果引起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关于这个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笔者想说四点。第一，西方世界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在欧亚大陆的扩散过程中越来越复杂，很难用公民民族主义和民族民族民族主义两种理想类型来概括。

民族主义在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地区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但在西方强大的军事文化压力下，当时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与支持西方学习、甚至赶超的改革的宗教教义联系在一起，其宗教层面往往被忽视。其次，西方帝国的侵略和帝国的冲突刺激了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西方既是民族主义人才的培养地，又是非西方国家书写“民族史”的思想武器库。例如，甘地在英国学习的阶段就深深感受到了他作为英帝国二等公民的处境，开始了他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一生。梁启超、章炳麟等中国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也在日本期间走向成熟。因此，各国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想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但他们同时也受到当时西方盛行的各种思潮的影响。进步-落后”鲜明的线性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西方思潮，不仅在日本福泽谕吉、印度甘地、中国梁启超和章炳麟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历史书写。第三，种族清洗和强迫移民现象在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成为常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第四，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已经渗透到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很多地方，但民族主义运动在西方殖民地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即使在辛亥革命发生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直到抗战前也没能渗透到农村。 (六)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德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枪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其背后更大的因素是欧洲各帝国在殖民地等问题上的长期存在一战造成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法帝国的衰落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帝国的崩溃”的形象，战后统治世界政治的仍然是帝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有利于弱小民族自决的“十四条”，但会议最终发展成了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战胜国的分赃会。此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再次见证了帝国政治的主动性。二战前，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将苏联和波兰瓜分。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美国甚至驻扎在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等南美国家军事力量有限的意大利也在希腊、巴尔干和其他地区扩张。此外，尽管国家统治者和其他精英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力不断加强，但就影响力而言，即使在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国，其影响仍然仅限于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部分城市公民。这时，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不是自下而上的运动，而且还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最后要指出的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趋向保守，法西斯主义盛行一时，当然也受到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欢迎。从更长期的历史结果来看，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发生是这一阶段的亮点。 1917年10月革命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工人没有选举权，福利保障体制不足，同时当时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也不足。因此，劳动者不仅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直接承受着资本主义市场上经济波动的压力。在这个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俄罗斯取得了成功。共产主义者认为，劳动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烈地产生超越民族的利益和认同，民族主义将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消亡。这一构想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

从社会学角度看，以下三个原因决定了民族认同比阶级认同有更坚实的基础。第一，民族认同建立在语言、宗教、地域、血缘、民族等比较坚实的基础上，阶级认同的唯一基础是经济地位，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大。第二，阶级认同是反抗者的武器，它吸引的主要是社会下层和青年理想主义者。相反，民族认同不仅吸引着社会各阶层，就连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统治者和具有独立意志的精英群体也对构建民族认同抱有兴趣和野心。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上下有“帮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不然。第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淡薄内涵决定了它是一种广域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可以容易地与影响正在上升的其他意识形态结合，产生各种变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对“真理”有独特理解的狭隘意识形态，因此很难回避两个制约条件：要么与其他意识形态很好地结合，要么很好地结合而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当然，对于民族主义的这些性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十分了解。 10月革命前，民族主义思潮已经蔓延到俄罗斯少数族裔地区。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主义者来说，在俄罗斯帝国版图下建立超越民族的苏联是更进步的选择。因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俄罗斯少数群体青年占很大比例，俄罗斯领土也以“苏维埃民族国家联盟”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时，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各种各样的形态，但其主流并没有超出公民/民族民族主义两种理想型的范围。十月革命后，民族主义出现了第三种理想型，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具体来说，苏维埃革命的成功使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的途径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成为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一种选择。这就是毛泽东“十月革命轰轰烈烈，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名言的历史背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注定是充满紧张的结合，两者之间的紧张必然体现在苏联的民族政策和国际政治方针上。共产党员认为经济和政治平等有助于抑制民族意识。因此，苏联重视各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平等，相对忽视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对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的平等，苏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平权帝国”，最终不仅引起了俄罗斯人的不满，也为少数民族的独立提供了大量资源。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公民民族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由于不强调民族和地区，所以也伴随着“帝国”的一面。苏联“出口革命”，华沙条约国家内部搞“有限主权论”，要求各国共产党不惜损害本国利益，支持苏联，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苏联解体的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内在张力带来的各种问题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一直是许多国家民族主义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共产党组织在十月革命后也相继出现。

(七)二战、美苏争霸和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二战结束后，近代兴起的西方帝国纷纷崩溃，殖民独立成为世界潮流，世界迎来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但这个过程仍然是在帝国政治的主导下完成的。简而言之，帝国之间的冲突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各帝国的行为促进了殖民地的民族意识，为其独立提供了资源。此外，由于二战后出现的两个超级大国支持民族自决，许多国家可以比较顺利地获得独立。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帝国政治成为历史，只是帝国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以长期军事占领和建立殖民地政府为手段的“正式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扶植美苏这个主要利益和价值观相近的代理人，以经济、意识形态手段，辅以军事威慑和手术打击来统治他国的“ 有必要强调二战期间和之后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第一，日本帝国在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具有三个重要作用。它的“成功”，即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发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提供了模式。它的侵略刺激了被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最后，日本在侵略时把亚洲各国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其结果是，民族主义在东南亚一带蔓延开来，发挥了与拿破仑在欧洲扩张同样的效果。第二，二战后，出现了许多新型国家。这些国家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在前现代属于采集社会和小部落社会，它们能够成为一个个国家，多亏了殖民地的政治遗产。在这种地方建立民族国家，主观建设越来越重要，民族是“想象共同体”的理论也在这一背景下体现出来。当然是误会。因为决定一个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想象方法和最终命运的总是帝国政治，而不是印刷资本主义。第三，这一阶段新独立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分裂运动、民族冲突和清洗。其背景既有美苏争霸，也有殖民地行政区划和管理方法上的负面遗产，还有殖民地帝国撤退时故意种下的祸根，还有旧殖民地母国制造事端、维持影响力的手段。民族主义曾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抗西方列强的武器，但现在与大国统治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第四，二战后，共产主义国家从苏联的一个国家发展成为东方集团。中国共产党拿下江山后，共产国家统治的人口达到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势头，再加上新独立国家原来的殖民者都是西方列强，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采取反西方的姿态。周恩来总结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左派知识分子由此误解为反殖民化和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本源性质。 (八)美国垄断和“自由”民族主义的恢复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曝光后，苏联软实力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逐渐减弱。在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18年间，美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创新的差距不断拉大。中苏关系破裂后，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美国害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不再出现等因素，再加上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直以来，美国的目标是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其策略包括在国内推行麦卡锡主义，国际支持右派专制政权，暗杀民选左派政府首脑，武装训练敌对国家的反对力量，直接进行军事干涉。此后，美国开始推进民主，发展人权外交。美国战略目标的变化和苏联的衰弱乃至解体给20世纪末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这一巨大变化称为“第三次民主主义浪潮”。第三波民主浪潮开始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信高涨的美国人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苏联强大的时候，到处“出口革命”，而美国热衷于人权外交、军事干涉、“出口民主”。美国的行为使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虚假的同形扩散现象。也就是说，性质完全不同的反对派和寻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为了得到金钱、物质、武器和道义上的美国的支持，打出了“民主自由”的旗帜。自由主义曾是美法革命的旗帜，但拿破仑时代过去后，在世界上就没有优势了。而且，“自由”民族主义的回归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普遍的幻觉，认为世界规模的民主化时代即将到来。对这一观点最有名的表现是政治学家福山的“历史最终结论”。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失望。之所以在这里对“民主自由”和自由民族主义中的“自由”都加了引号，是因为这些口号之下本来就混杂着许多与“自由民主”完全无关的政治势力。

(九)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在20世纪80、90年代，“自由”民族主义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其迅速退潮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宽容的文化，但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没有这种文化。成功的自由民主需要不同政党之间比较接近的意识形态，而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政党意识形态高度对立的自由民主需要健全的民间社会才能成功。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往往由部落、黑社会、大公司、地方强者和保守的宗教组织把持。因此，除了少数国家之外，民主变革给大多数国家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衰退、社会保障体系崩溃、低质量的民主，还有分裂主义运动、领土争端，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规模的敌人和民族清洗。本文反复指出民族主义由于缺乏深刻的内涵，由于自己的思想家从未产生过，只有与当今强大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才能产生力量。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在强大的时候受到民族主义的欢迎。可以说一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性质其实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风貌。当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呈现出四个特点，折射出世界的大格局。第一，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从产生之日起就总体上趋于多样化，但在既定的时间空中，往往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潮占据优势，反映了当时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帝国政治格局。但是当今世界各种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表明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和世界开始失去主流意识形态。其次，当今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非常多样，但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土耳其、伊朗、中东和许多其他地区越来越占优势，这一运动与19世纪大不相同。首先，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宗教民族主义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但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占绝对主导。第二，19世纪比较有影响的宗教民族主义一般选择接受现代化改革的宗教教义，体现了启蒙思想和理性精神在世界上的优越性，而当今世界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选择保守、反现代化甚至反理性的原理性宗教教义，人类经历了启蒙运动后最严重的思想危机三是“自由”民族主义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呈现出巨大的理想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而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的“自由”民族主义开始呈现出各种保守倾向。以2019年香港“反哺”( 《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为例，尽管该运动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但仍出现持续的大规模骚乱和暴力，尤其是对大陆背景民众的“民族”歧视，严重偏执、偏执这种发展趋势表明，任何意识形态走下坡路都会呈现保守的一面，自由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第四，中美、俄罗斯战略冲突的前沿，美国主导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各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仍然是主流势力。乌克兰民选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领导下的乌克兰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缓慢，政府效能低下，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这种民族主义在中俄周边地区的大量存在，表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俄目前还没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那样可以与美国抗衡的价值体系。

总结本文划分了民族主义运动在近代形成和发展的九个最为关键的历史阶段，分析了各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并且对为什么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态会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本文提出“帝国政治-意识形态”，还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作出了分析，并且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其中有些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共识，有些则是笔者的观点。第一，虽然民族主义运动是当代的产物，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犹太/基督教的一些重要元素，以及在基督教笼罩下前现代欧洲的政治发展。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但是西方世界的产物，而且犹太/基督教的线形史观以及零和、扩张特征，仍然型塑着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一些根本性的特征。第二，民族主义不但不是保护地方文化的法宝，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地方多样性文化的杀手。因此，强调保护地方文化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并没有当然的正当性。第三，民族主义运动不是帝国的坟墓。反之，帝国政治却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最重要的推手。第四，民族主义运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国家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命运的也主要是帝国政治，而不是某地区的精英欲望或者“人民”意愿。第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内涵单薄。这一性质却给了民族主义一个其它意识形态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它能与任何性质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并产生比起所结合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生命力的变种。任何意识形态都会过时，唯独民族主义一旦产生就很难落伍。第六，在当今社会，一旦一个群体有了独立欲望，即使没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想象基础，他们也能声称自己是“想象共同体”，用当前世界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给自己的诉求进行道德包装，强行制造认同感。民族主义在当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地进行建构的意识形态。第七，虽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类型高度多样，但它一般不会超出四个理想型的范围：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都是族群/地域性较弱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都很容易产生帝国倾向。族群民族主义有很强的地域性，虽然帝国倾向较弱，但却有很强的触发族群清洗。宗教民族主义的性质比较复杂，要看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宗教教义的性质而定。这儿的关键是零和性和扩张性这两个衡量准则。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零和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越会发展出族群/文化清洗倾向；一个宗教的教义越具扩张性，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越可能发展出帝国倾向；而对于一个同时具有很大的零和性及扩张性的宗教来说，与其结合的民族主义就会有兼具两种倾向。当然，以上总结的是理想类型下的因果关系，事实要复杂得多。文章原载《二十一世纪评论》 2021年第12月刊，原题为《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